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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離，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還有笑話說，“愛因斯坦熱”也刮到了國會山上。參眾兩院的議員先生們，都扔下手裡的憲法修正案，討論起相對論和愛因斯坦來。一位議員先生坦白承認，自己不懂相對論。另一位議員先生說，他企圖瞭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結果差一點兒發了瘋。還有一位議員先生引證某某伯爵的宏論，說是世界上只有兩個人懂得愛因斯坦最新的理論。可惜一位已經故世，而愛因斯坦教授本人，由於“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發現的理論給忘了。這一番妙言，贏得了全場拍手叫好。議員們雄辯滔滔，最後大家一致承認，參眾兩院裡誰都不懂相對論，所以，誰也沒有丟面子。

愛因斯坦是歐洲古典學風的典範。美國人活潑開朗、喜歡評頭論足、對新生事物特感興趣的特點，他不僅不欣賞，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頗的評論。回到德國後，他對一家荷蘭報紙談過訪美的印象，說：“要是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原因是那裡的人太無賴了。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等城市儘管都有戲院、劇場，但此外還有什麼吶？上百萬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麼空虛！能有一點使人們迷醉的東西，他們就會興高采烈。”

在離開美國的歸途中，愛因斯坦應哈定勳爵的邀請在倫敦短暫停留。一到英國，在東道主的陪同下，來到威斯敏斯特大廳拜謁牛頓墓，恭恭敬敬獻上一個大花圈。接著就去皇家學會演講。廣大聽眾對待愛因斯坦的態度是審慎的，因為他是世界知名的學者，然而卻代表著德國的科學。開始人們並沒有以掌聲來歡迎他。愛因斯坦講了科學的國際意義，關於學者們的接觸，關於英國人民在科學發展上的作用，關於牛頓。他感謝了英國的同行們，並且注意到了，如果沒有他們參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論的最重要的證明。

坦誠的愛因斯坦，以真切的語言、真摯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動了英國的聽眾，扭轉了他們的情緒，也大大扭轉了英國科學界的情緒。可以說，倫敦演講成為學者們國際合作的一個綱領。

在倫敦，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住在一幢貴族宅邸中，在那裡給他們安排的住處規模比他們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愛因斯坦被英國人數不清的嚴格禮節弄得很窘，貼身僕人一步不離地隨時侍候他，這種窘相又變成萬分驚恐。愛因斯坦看見這個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轉身對妻子說：“艾爾莎，你對這怎麼想？要是我們企圖逃跑，他們會允許我們出去嗎？”

他們在一間掛著厚厚窗簾的巨大臥室中就寢。早晨，愛因斯坦像平常一樣起得很早，他打算拉開窗簾，然而背後響起妻子愉快的聲音：“阿爾貝特，你為什麼不叫僕人？讓他來幹這個。”“不用了，這太可怕了。”

最後，夫妻兩人使勁征服了窗簾，愛因斯坦才偕同艾爾莎去餐廳用早點。

1921年6月底，愛因斯坦結束了首次遠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應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的邀請，1922年初愛因斯坦在法國公學講授過幾次相對論。在這以前不久，法國哲學學會也有過類似邀請。郎之萬在信中著重指出，這些活動將會重新活躍兩國學者間的交往。懾於當時德國科學家與任何一國都無學術交往，愛因斯坦起初婉言謝絕郎之萬的邀請，後來在和他當外長的朋友臘特瑙商量後，確信應邀訪法對促進彼此瞭解有益，隨即就接受了邀請。1922年3月底，愛因斯坦來到巴黎，作人們渴望已久的演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是第一個在法國公開露面的德國人。

郎之萬和另一位法國物理學家諾爾德曼在法德邊境迎接愛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車到巴黎。郎之萬和諾爾德曼得知民族主義保皇派準備在車站尋釁鬧事。因此，他們把愛因斯坦從車站邊門接進城了。其實，等候在車站前的是一群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是想歡迎愛因斯坦，並在必要時對挑釁偷襲給予反擊。領頭的青年就是郎之萬的兒子。

3月31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愛因斯坦來到法蘭西協會最大的講演廳。為了防止搗亂分子破壞，郎之萬和前總理、數學家潘列維兩人親自把守大門，一一驗票入場。

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道報》曾這樣報道過其中的一次報告會：“昨天下午5時，法國公學郎之萬教授的報告廳裡座無虛席，這是第一次討論會，正像德國人說的那樣，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