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能一下子找到一千名、甚至於幾千個專業技術人員，可是找到十幾名、幾十名就找不到嗎？

那麼就找他們過來當老師，那麼幾年之後自己不就有足夠的專業技術人員了，為什麼之前就沒有想到這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如果自己現在辦這些專業學校，那麼二到三年後自己就會有第一批專業技術學生畢業，十年以後他們就可以獨擋一面，期間自己擴大公司規模的時候，還會面臨人才不足的局面嗎？

“這個……雖然司馬先生你的想法很不錯，可是恐怕口外這地方，應該沒有那麼多學員吧！”

雖說宋培雲對司馬大辦學校的想法很是贊同，可還是忍不住從現實的角度提醒到司馬，必竟想法是好的，可是現實是殘酷的。

和口內諸省不同，這口外的人口太少，上過中學的學生也是屈指可數，辦高等教育，顯然不太現實，宋培雲之所以提意辦學，也無非是為了公司職工子弟罷了。

“沒事，辦這西北公司時不是也沒有工人嗎？咱們口外沒有中學生，可是口內各省都有，我們可以辦免費的高等教育，還有專業技術教育，公司拿錢在口內的報紙上打廣告，只要願意來我們這裡上學，學生不僅可以免除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餐食費，我們還可以向學生提供免費的服裝，如果學生上學仍然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以及在公司或學校勤工儉學的機會。甚至於我們可以向他們提供來這裡上學的路費。”

司馬有些憧憬著未來的學校教育說到，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招數，在後世時不是因為技術工人不足，以至於一些企業自己拿錢在各地打廣告，招學員去上技術學校，當然相應的條件，就是學員需要和公司簽定合同，學成以後需要為企業服務幾年。

“啊！這……這……”

看著司馬在神情激動的，甚至於有些狂熱的，表述著自己的辦學大計時，宋培雲已經被司馬的這些大計給驚的有些目瞪口呆。

“還有，不僅大學、專業學校提供免費的食宿，中小學也可以提供免費的午餐，現在因為大多民眾生活困難，甚至就是在公司內部的職工家庭，很多家長一直都忽視這些正處在發育期的兒童營養。那麼我們就在學校裡頭建立一套供餐制度，以保證學生的身體發育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營養和熱量。而且是還可以透過在一起吃飯的形式，培養了學生的集體主義意識，強化了個人與他人、與集體的連帶關係，同時蘊育了一種民族凝聚力。還有如果我們提供免費的午餐，相信會有很多家庭，就是衝著這份午餐也會把子女送來上學。”

實際上司馬所說這種供餐制度，是司馬在伺一位朋友的談話時從朋友口中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把有限的一點糧食集中起來，首先儘量保證小學的孩子們一天中能夠在學校吃上一頓飽飯。

這就是日本中小學“供餐制度”的初衷。隨著境況的逐漸好轉，日本政府在1954年又制定了《學校供餐法》，規定凡有條件的地區可以為學生免費供應午餐，同時詳細制定了兒童的營養標準和食堂面積的標準。

1945年末，目睹日本戰敗後的慘狀，一位美國記者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日本很難再次成為工業國，日本的未來大概將恢復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國。”這篇文章代表了當時西方國家對日本未來的普遍看法。

很顯然，這位記者低估了日本人。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絕望，也沒有隻圖眼前暫時的利益和個人的溫飽，而是勒緊褲帶，勻出自己的一口，讓小學生們先吃飽，把重振日本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幾近崩潰、財政全面枯竭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卻立即著手實施教育改革，於1947年3月公佈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並將國民義務教育由戰前的六年延長到九年。

政府的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國民的廣泛支援，他們清理家園，埋頭苦幹，迅速醫治好戰爭的創傷，草棚學校、露天學堂，又響起了朗朗的讀書聲。

既然二戰後的日本人可以這麼做，那麼自己現在完全也可以去做，用免費的午餐來保障這些青少年的成長髮育期所需要的營養，同時還可以用免費供餐來儘可能多吸引來大量的青少年來上學，如此一來到也是兩全齊美。

更何況以後公司的農場收穫以後，有這些農場的收成在那裡，就是提供免費的食物對公司也不會有任何影響。要知道那些土豆的畝產量可以一畝幾噸。

按照現在公司農場的規模在幾個月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