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這個題目可能引起的聯想。恰好20年前，臺灣作家柏楊出版了那本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記憶中，這本書，龍應臺的《野火集》，李敖60年代的“全盤西化論”，還有政論片《###》是最令人難忘的聲音。思想的流動真是個奇怪的東西，前三位都是臺灣作家，他們對於臺灣社會的批評卻在隔絕了30年的中國大陸引發了更廣闊的共鳴，現在看來《###》像是“文革”語體和情緒化的產物，卻激起了整個社會的熱情辯論，併成為80年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們的本質是一致的，柏楊和龍應臺對於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厭細節的批評，與李敖和《###》對華夏文明本身的否定，都是探尋中國民族性與傳統的努力。

這股思潮足以追尋到19世紀末，在日益加深的外來挑戰面前，中國人發現自身的一切都可疑，不管是儒家倫理、政治制度還是隨地吐痰。80年代中國再度興起的對傳統的批評，像是“五四”時期的延續，臺灣正處在漫長的蔣家王朝的晚期，而中國大陸則剛經歷從反右到“文革”的一連串政治運動，在經過30年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實驗，告別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之後，卻發現中國人依舊是那樣一盤散沙，冷漠、容易嫉妒、敵視新事物……就像龍應臺日後感慨地說，她依舊在呼籲著梁啟超100年前的呼籲。

在肖知興智力成熟的90年代，中國依舊像70年前一樣，對來自西方世界的觀念、物質如飢似渴、充滿迷信，只不過伯特蘭·羅素、泰戈爾，換成了傑克·韋爾奇和邁克·波特，科學與民主演變成利潤和市場份額。肖知興在楓丹白露的INSEAD學習管理知識，就像20年代的知識青年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一樣，是各自時代的知識風尚。

我是對著紫竹院的湖水閱讀《中國為什麼組織不起來》的，它給我帶來了意外的欣喜。一方面，對於中國人的特性探討早已不是知識分子熱衷的話題，這個題目顯得熟悉而陌生；另一方面，我對於管理學著作的胃口早已敗壞，機場書店裡排列著的那些設計醜陋、語調粗俗的作品，那些一臉唯利是圖的推銷員模樣的人在電視裡聲嘶力竭地宣講“中國式管理”、“砍掉成本”、“狼性總經理”，管理學被庸俗化為消化不良的西方概念、小商小販式的精明與權謀鬥爭的結合體，每一家大小不等的公司都像是雍正王朝的一個縮影。甚至中國的商學院，看起來都普遍不像學術機構，更像是一個推銷機構，它的領導人所關注的不是創造一流的學術理念，而是如何讓更多的企業家交納昂貴的學費加入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肖知興自覺地將自己置於一個更漫長和廣闊的傳統之中。管理學像從前的哲學、文學、物理學一樣，是中國人理解自身困境的某種角度。梁啟超一代會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憂心忡忡，擔心她徹底淪為強權的殖民地。而肖知興這一代人則看到了一件在紐約售價120美元的Hugo　Boss襯衫，中國辛辛苦苦的製造商只拿到了12美元；看到了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六大經濟體，卻沒有相應的世界級公司出現；看到在2004年全球個人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587人中有39名華人，但華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500家企業的名單中卻少有出現……

在商業競爭主導的新世界裡，中國為什麼沒能締造富有競爭力的組織？肖知興或許借用了“核心競爭力”、“組織慣例”這些新名詞，但情懷與思維卻是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一脈相承的。和70年前一樣，我們面臨的根本挑戰仍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傳統。這個傳統中充滿了令人唾棄的東西，從魯迅到柏楊，國民性的弱點一直是最激進的知識分子批判的物件。但一代代中國人經過種種嘗試與挫折最終承認，我們不可能變成別人，不管我們怎樣流暢地使用法語、行為像個英國紳士、在美國股票市場上市，最讓我們舒服的仍是我們自己的語言、習慣和生活態度，我們的血管裡流著中國人的血。同樣，如果我們試圖建立起強大的商業組織，從傳統中獲取力量併為其賦予新的意義仍是我們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令肖知興感慨的是，今日中國的商業組織的中大多數，要麼試圖複製西方理論和技術，要麼是中國傳統家族與政治生活的延續，它們未能將新知識融入到傳統中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從100多年前的洋務運動至今，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技術上的模仿與學習，卻沒有著力於創造新的精神資源。

未完成的探尋（2）

但這種新的精神資源到底是什麼？在圓明園的那次談論中，我們都未尋找到答案。但探尋本身對於中國社會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