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鄉和朋友料理。他們在整理遺物時，找出許多信札，分類編記後送來我這裡。我讀了這些信稿，對這位無名女生產生了無限的同情和痛惜。我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做墓誌銘更重要的多！”

蔡元培聽得心頭髮酸，忍不住摘下眼鏡擦了下潮紅的眼眶。他覺得“五四”以後，更應該引導學生去關注國內的社會問題，關注底層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便鄭重地提議道：

“我看北京學界是否可以為她開一次追悼大會？讓全國的有心之人都來敬仰憐惜她抗爭的志氣，研究和解決像她那樣不幸的社會問題。”

《新青年》同人一致響應，並委託胡適具體籌辦。

李超的追悼會成了本年度北京學界的又一次集體行動。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五十四人，先聯名在北京《晨報》刊登啟事。追悼大會終於在小雪這天於女高師隆重召開，到會者達上千人之多，詩文挽章三百餘份。會場中央掛著李超遺像，上題蔡元培“不可奪志”的橫額。胡適以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導者的地位，在那篇當場散發的《李超傳》中，向整個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發出了強烈的控訴。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忘不了他激憤的聲音：

“李超有錢而不能用，以致受盡了種種困苦艱難，以致於病，以致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蔡元培那天也發了言，心裡滿滲著悲涼。因為他在哀悼李超的同時，也在哀悼另一位朋友。劉師培終於在秋風秋雨中病逝了，一代國學大師只活了三十六歲，實在令人痛惜記得那天他正在校長室歡送傅斯年、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