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小說的人沒有不同情陸大夫的處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氣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沒有塵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動。有人說作者不應該把陸大夫的遭遇寫得那樣悽慘，也不應該在“外流”的姜亞芬醫生的身上傾注太多的同情；還有人責備作者“給生活蒙一層陰影”。有人質問：“難道我們新社會就這樣對待知識分子？”“難道外流的人會有愛國心？”但是更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卻說：“小說講了我們心裡的話。”

我們已經吃夠了謊言的虧，現在到了多講真話的時候了。我們的生活裡究竟有沒有陰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決不了問題。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有這麼一個習慣，讀了好的作品，我會感到心靈充實，我會充滿對生活的熱愛；我有一種願望，想使自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寫了我們社會的缺點，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感情，這種感情不是空洞的、虛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動表示出來的。我接觸到她（他）們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體傷痕的母親，我深深感覺到我和祖國血肉相連的關係。是她把我養育大的，是她使我拿起筆走上文學道路的，我從她那裡不斷地吸取養料。她有傷，所有她的兒女都應當獻出自己的一切給她治療。陸大夫就是這樣的人，她就是不自私地獻出一切的。在中國她（他）們何止千千萬萬！同她（他）們一起為社會主義祖國盡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滿信心。還有姜亞芬醫生，對她，對她（他）們，祖國母親也會張開兩隻胳膊歡迎。難道海外華僑就不熱愛祖國？難道外籍華人對故土就沒有感情？只要改善工作條件，“外流”也可以變為“內流”。建設新中國，人人有責任。這個偉大的、嚴肅的工作決不是少數人可以壟斷的，文學的事業也是這樣，一部作品的最好的裁判員是大多數的讀者，而不是一兩位長官。作者在作品裡究竟是說真話還是販賣謊言，讀者們最清楚。

九月二十二日

再論說真話（1）

我的《隨想》並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有人告訴我，在某雜誌　①　上我的《隨想錄》　（第一集）受到了“圍攻”。我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就讓人們點起火來燒燬我的《隨想》吧！但真話卻是燒不掉的。當然，是不是真話，不能由我一個人說了算，它至少總得經受時間的考驗。三十年來我寫了不少的廢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當時的勞動模範忽然當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勞動”，又不做“模範”；說假話、搞特權、幹壞事倒成了家常便飯。過去我寫過多少豪言壯語，我當時是那樣歡欣鼓舞，現在才知道我受了騙，把謊言當做了真話。無情的時間對盜名欺世的假話是不會寬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還有人要求作家歌頌並不存在的“功”、“德”。我見過一些永遠正確的人，過去到處都有。他們時而指東，時而指西，讓別人不斷犯錯誤，他們自己永遠當裁判官。他們今天誇這個人是“大好人”，明天又罵他是“壞分子”。過去辱罵他是“叛徒”，現在又尊敬他為烈士。本人說話從來不算數，別人講了一句半句就全記在賬上，到時候整個沒完沒了，自己一點也不臉紅。他們把自己當做機器，你裝上什麼唱片，他們唱什麼調子；你放上什麼錄音磁帶，他們哼什麼歌曲。他們的嘴好像過去外國人屋頂上的信風雞，風吹向哪裡，他們的嘴就朝著哪裡。

外國朋友向我發過牢騷：他們對中國友好，到中國訪問，要求我們介紹真實的情況，他們回去就照我們所說向他們的人民宣傳。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做我們的代言人，以為自己講的全是真話。可是不要多長的時間就發現自己處在尷尬的境地：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變來變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國人重視信用，不會在思想上跳來跳去、一下子轉大彎。你講了假話就得負責，賴也賴不掉。有些外國朋友就因為販賣假話失掉信用，至今還被人抓住不肯放。他們吃虧就在於太老實，想不到我們這裡有人靠說謊度日。當“四人幫”圍攻安東尼奧尼的時候，我在一份義大利“左派”刊物上讀到批判安東尼奧尼的文章。當時我還在半靠邊，但是可以到郵局報刊門市部選購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幫”那一套鬼話，我看見中國人民越來越窮，而“四人幫”一夥卻大吹“向著共產主義邁進”。報紙上的宣傳和我在生活中的見聞全然不同，“四人幫”說的和他們做的完全兩樣。我一天聽不到一句真話，偶爾有人來找我談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憐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