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我說“最好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我並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

我只說了一句話，其他的我等著別人來說。我相信那許多在“文革”中受盡血與火磨鍊的人是不會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經驗。但是沒有人會把“牛棚”描繪成“天堂”，把慘無人道的殘殺當做“無產階級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決心：決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

我決不是在這裡危言聳聽，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那無數難熬難忘的日子，各種各樣對同胞的傷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偽難辨的大混亂，還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難道我們應該把它們完全忘記，不讓人再提它們，以便二十年後又發動一次“文革”拿它當做新生事物來大鬧中華？！有人說：“再發生？不可能吧。”我想問一句：“為什麼不可能？”這幾年我反覆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回答：可能，還是不可能？這樣我晚上才不怕做怪夢。但是誰能向我保證二十年前發生過的事不可能再發生呢？我怎麼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穩不會在夢中揮動雙手滾下床來呢？

並不是我不願意忘記，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讓我忘記。我完全給解除了武裝，災難怎樣降臨，悲劇怎樣發生，我怎樣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淵，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滅亡，卻幾乎被折磨成一個廢物，多少發光的才華在我眼前毀滅，多少親愛的生命在我身邊死亡。“不會再有這樣的事了，還是揩乾眼淚向前看吧。”朋友們這樣地安慰我，鼓勵我。我將信將疑，心裡想：等著瞧吧，一直等到宣傳“清除精神汙染”的時候。

那一陣子我剛剛住進醫院。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綜合症，是神經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壞的左腿已經長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脫離牽引架；我拄著手杖勉強可以走路了。讀書看報很吃力，我習慣早晨聽電臺的新聞廣播，晚上到會議室看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從下午三點開始，熟人探病，常常帶來古怪的小道訊息。我入院不幾天，空氣就緊張起來，收音機每天報告某省市領導幹部對“清汙”問題發表意見；在熒光屏上文藝家輪流向觀眾表示清除汙染的決心。聽說在部隊裡戰士們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攝的照片，不論是同親屬還是同朋友；又聽說在首都機關傳達室裡準備了大堆牛皮筋，讓長髮女人紮好辮子才允許進去。我外表相當鎮靜，每晚回到病房卻總要回憶一九六六年“文革”發動時的一些情況，我不能不感覺到大風暴已經逼近，大災難又要到來。我並無畏懼，對自己幾根老骨頭也毫無留戀，但是我想不通：難道真的必須再搞一次“文革”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仍然沒有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回答。小道訊息越來越多。我彷彿看見一把大掃帚在面前掃著，掃著。我也一天、兩天、三天地數著，等著。多麼漫長的日子！多麼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頭上烏雲越聚越密，四周鼓聲愈來愈緊，只是我腦子清醒，我還能夠把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進展的過程相比較。我沒有聽到一片“萬歲”聲，人們不表態，也不繳械投降。一切繼續在進行，雷聲從遠方傳來，雨點開始落下，然而不到一個月，有人出來講話，掃帚掃不掉“灰塵”，密雲也不知給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們也只好銷聲匿跡。我們這才免掉了一場災難。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四十七屆國際筆會邀請我出席，我的發言稿就是在病房裡寫成的。我安靜地在醫院中住滿了第二個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斷，小道訊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腦子分析。在病房裡我沒有受到干擾，應當感謝那些牢牢記住“文革”的人，他們不再讓別人用他們的血在中國的土地上培養“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養的花看起來很鮮豔，卻有毒。倘使花再次開放，哪怕只開出一朵，我也會給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療了。

經過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產生第二次“文革”，並不是沒有土壤，沒有氣候，正相反，彷彿一切都已準備妥善，上面講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要是拖長一點，譬如說再翻一番，或者再翻兩番，那麼局面就難收拾了，因為靠“文革”獲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著講吓去。朋友和讀者寄來不少的信，報刊上發表了贊同的文章，他們講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