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大科學家；作品也總是在中外世界佈局，天地之間馳騁。現在，要從天上到人間，從宇宙到廢墟；加之某種客觀原因，寫作時間滿打滿算只能有四個月！這對我是個大難題。思來想去，我決定將本書聚焦在人心上，聚焦在大地震對人心的震撼與重創上——不管是受災人還是救災人。僅此，夠了。

接著的問題是，這樣的“大題材”怎麼寫？我想做一次小小的努力，於是便有了如下幾點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寫作。誰都知道好作品是從生命的血液和生活的土地裡長出來的，而不是由概念生成的。但歷史每天都在生產概念，人類每天都在複製概念，我們早已進入一個複製概念的時代。某個概念一旦產出，立即便被複制，開始是幾個人，接著是一批人，隨後便是整個社會。當一個個的概念被廣泛複製再廣泛傳播後，自我便漸漸消失了。因此自“五。四”後近一個世紀裡，中國大多數作家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著概念化的寫作。報告文學同樣如此。尤其所謂的“大題材”，更容易如此。我在七八十年代寫的東西全是概念化的產物，九十年代初或多或少也有。甚至時至今日，概念這個東西依然很難從我們腦海剔除。比如一寫汶川大地震，腦子裡很可能便裝上了“抗震救災”這個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題材”概念化的寫作，我想在本書中做點探索。

第二，我想有點屬於個人的思想。優秀的作家首先是個思想家。思想的基點是對歷史客觀的審視與真誠的反省；思想的意義既屬於個人也屬於人類。我不是優秀的作家，但寫汶川大地震我想盡量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立場、獨立的思想。在這個資訊、傳媒高度發達的社會里，留給報告文學的空間不多了。如果說記者留下的是新聞，作家留下的就是思想——哪怕這個思想尚不成熟。而報告文學能繼續存活的唯一理由，也是思想。因此面對這場大劫難，我想用自己的腦袋想點問題。

第三，我想盡量說點真話。真實是報告文學的前提。但報告文學走到今天，或者說今天的報告文學，如果還僅停留在　“內容真實”這個最基本的層面上，恐怕已經不夠了，也很難滿足讀者的需求了。在我看來，真相比真實更為重要；與其強調作品的真實，不如強調作品的真相；而不管真實還是真相，均取決於作家是否虛假，是否講真話。因此，在我看來，作家的真實比作品的真實還要重要！如果連作家自身都虛假或半虛假了，在這個早已謊言為患的世界裡，還需要報告文學嗎？當然我知道，弄虛作假容易，實事求是很難。但我還是想讓自己真實一點，儘量說點實話、真話。

第四，我想讓報告文學的敘事有點變化。近10年來，小說的敘事發生了較大的革命，報告文學的敘事卻缺乏變化。尤其一些寫所謂“大題材”的報告文學，幾十年來基本都是官方意識，“主流”敘事；作者總是有模有樣、捏腔拿調、卷著舌頭說話——有的說的還是大話、空話甚至假話；有的作品就像早市二道販子手上的大白菜，既沒個性，又缺質感，還少了鮮活。因此寫作本書時，我想用現場視角、全知視角敘事的同時，也藉助當事人的視角參與敘事，儘可能把傳統的“主流”敘事轉化為作家個性化的敘事，讓作品呈現一種客觀的、立體的、多層次的、交替遞進的敘事風格。

第五，我想在文字上做點嘗試。報告文學不僅需要思想的革命，也需要文字的革命。隨著影像時代的到來，傳統文字在影像面前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底氣不足。比如用文字描述一朵花怎樣美麗、一個女子如何漂亮，碼出一筐漢字也不如放上一張照片真實可信。於是我想到了圖文結合，讓照片客觀紀實，融入創作，參與敘事，成為文字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於是便先有了照片，後有了文字，而不是先有文字後有照片，文字照片兩張皮。可惜我不是攝影家，對攝影技術一竅不通，斗膽冠以“攝影報告文學”，既不自量，也屬無奈，還望諸君賜教。

總之，此次“抗震救災”以人為本，該書便以心為本。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後如何重構心靈的家園？大地震讓人心痛，心痛之後痛出什麼樣的國民？痛出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是我最關心的問題；而一個民族的精神與力量、本真與大愛，為什麼在大難之時才轟然閃現？假設沒有汶川大地震，今後災難也不再降臨，一個民族的精神與力量、本真與大愛，難道就永遠不見天日、深藏心底嗎？倘若大難與大愛真是這樣一種因果邏輯關係，我們又到哪裡去尋找這筆民族的財富呢？諸如此類的問題，也是我最感興趣的。至於我的這部小書，不過像地震後的一塊碎片，倘若能為遇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