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留念。隨陳鶴琴北上的長子一鳴回憶說：“令人振奮的是，太原的大街上到處響徹‘犧盟會’領導的民眾抗戰歌聲。”

當陳鶴琴一行回到上海的時候，北平和天津已先後失陷。二十九軍從宛平、盧溝橋一線撤退，國民政府的抗戰誓言落空了，宋哲元和秦德純的信誓旦旦猶在耳旁，不禁使人感慨萬千。不到一個月，戰爭陰霾又在上海的天空集聚，人們都將面臨嚴峻考驗，全國都已熱血沸騰。正如歌中唱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對於教育家們說來，教育救國是手中高舉的神聖旗幟和有力武器！

回到上海後的陳鶴琴立即投身於熱烈而緊張的抗日救亡工作中。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一　難民教育委員會（1）

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起猛烈進攻，企圖以速戰速決的方式迫使中國政府就範。一百多架軍用飛機對閘北、南市火車站和楊浦、虹口等地的民用設施進行狂轟濫炸，大量民房被炸燬，數以千計的居民被炸死。熊熊火焰綿延數里，上海的上空戰雲密佈，人們處在萬分驚恐之中。陳鶴琴與妻子、兒女站在位於兆豐公園對面愚園路寓所的陽臺上，不僅遠遠看見機翼上塗著太陽旗的日軍飛機在天空中向地面俯衝，更看見閘北方向隨之而起的沖天大火和滾滾黑煙，天空被染成一片血紅。尖利的警報聲和隱約傳來的爆炸聲，使有“東方巴黎”之譽的大上海頓時亂成一團。成千上萬難民從閘北、滬東潮水般地湧入租界。外白渡橋上，喊聲哭聲連成一片。有統計顯示，在租界範圍內，完全被毀的工廠及工場有905家，失業工人3萬人。發生在南京路繁華地帶的炸彈爆炸事件，死傷人數達3000多人。隨著越來越多難民湧入租界，多家慈善福利機構或組織在徐家彙、靜安寺、霞飛路口、康悌路等處和大學的操場上設立了上百個難民收容所或簡易設施，無家可歸的難民們在擁擠的空間和較差的衛生條件中勉強度日，街道兩旁到處可見流離失所的人們，更有許許多多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兒童跟隨他們的父母流落街頭，擦鞋、賣報、沿街乞討。面對日益嚴重的難民形勢，上海各地方人士和救亡會等社會團體紛紛行動，許多知名人士帶頭捐款，發動募捐，普通民眾積極響應，許多學校學生和僧侶也組成救護隊開展對難民和傷兵的救助。陳鶴琴的幾個子女都曾隨學校到收容站為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傷兵包紮傷口。他還將三個女兒秀霞、秀煐、秀雲送到受傷嬰兒的收容站幫忙，抗戰時期和夫人及子女在上海寓所的合影

陳家三姊妹被安排協助護理人員為嬰兒餵奶、換藥、洗澡、洗尿布，一直幹了一個多月。她們還將自己的零用錢拿出來給嬰兒們買玩具。收容站裡大都是幾個月到一歲多的嬰兒。日機轟炸時，母親伏在孩子身上或抱住孩子，不惜犧牲自己。嬰兒們瑟瑟發抖，有的傷口化膿，室內瀰漫著刺鼻的氣味。陳宅的客廳擺上幾張小桌子和一塊黑板，辦了一個街童識字班，來學習的都是附近弄堂裡失學或流浪的兒童。陳鶴琴的兒女們清楚記得，有一次父親把一個人力車伕領回家，原來是這個人力車伕的腳被馬路上的玻璃碎片扎破，鮮血如注。父親為他洗淨傷口，上藥包紮，並送給他一雙鞋。他還讓幾個年紀稍大些的兒女擔任小先生。陳鶴琴對兒女們說：“你們雖然年紀小，也能為抗戰出一份力。”三女兒秀雲記得，當時她站在椅子上往黑板上寫字，父親說：“你會什麼就教給他們什麼。”這就是陶行知先生說的“即知即傳”。

音樂教師馬虛若寫道：抗戰期間，陳老還把失學而流浪街頭的孩子組織起來，開辦街頭教學。因為沒有校舍，就化整為零，各科分散上課。我負責教唱愛國歌曲。這部分街童是在大西路（今延安路）附近，但沒有教室。陳老當時住在美麗園，他把自己的客廳讓出，給街童上唱歌課。開始上第一課，孩子們叫喊地唱。後來我用對比的方法，讓孩子們辨別正確與不正確的發聲方法，並教他們認真學會；學會了回去做“小先生”，去教鄰居的孩子，或自己的弟弟妹妹唱歌。這樣明確了學習目的後，他們漸漸喜歡上唱歌了……戰爭打響後，在上海市區有許多救濟機構對難民進行收容和救濟，其中較大的機構有：由上海市社會局和民間慈善團體合辦的上海市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簡稱慈聯會），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辦的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和由在滬中西人士組成的上海國際救濟會。其中慈聯會的影響和作用最大。非常時期難民救濟委員會是官方機構。國際救濟會由法、英上海領事和工部局及天主教、基督教的知名人士組成，陳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