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象符號也必然相對有“正體”的意義。如同今天匾額上的字型，通常也一定有莊重的紀念意義。

甲骨卜辭文字是卜卦所用，必須在一定時間完成，一片卜骨上有時重複使用多達數十次，文字的快寫與簡略，自然跟有紀念性的吉金文字的莊重嚴肅大不相同。

早商金文更像美術設計圖案，甲骨文字則是全然為書寫存在的文字。去除了裝飾性，甲骨文的書寫卻可能為漢字書法開創另一條與美工設計完全不同的美學路徑。

甲骨文中有許多字已經與現代漢字相同，“井”、“田”甚至“車”，看了使人會意一笑，原來我們與數千年前的古人如此靠近。

石鼓

韓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瞭如下的形容：

“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駁漫漶，充滿了歲月曆史的魅力……

商周時代鐫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成為後代學者瞭解上古歷史、文字、書法的重要依據。一般來說，商代青銅器上銘文較少，而重視外在器型的裝飾，常常在器表佈滿繁複雕飾的獸面紋，也有立體寫實的動物造型，像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尊”是祭祀用的盛酒容器，四個角落凸出四個立體羊頭，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在製作陶“模”陶“範”與翻鑄成青銅的技術過程都繁複精細，是青銅工藝中的*。

青銅器在西周時代逐漸放棄外在華麗繁複的裝飾，禮器外在器表變得樸素單純，像是臺北故宮稱為鎮館之寶的西周後期的“毛公鼎”、“散氏盤”，器表只有簡單的環帶紋或一圈弦紋，從視覺造型的華麗講究來看，其實遠不如商代青銅器造型的多彩多姿與神秘充滿幻想的創造力。

之一 漢字演變（8）

“毛公鼎”、“散氏盤”被稱為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不是因為青銅工藝之美，而是因為容器內部鐫刻有長篇銘文。

“毛公鼎”有五百字銘文，“散氏盤”有三百五十字銘文；上海博物館的“大克鼎”有二百九十個字，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個字，這些西周青銅禮器都是因為長篇銘文而著名。西周以後，文字在歷史裡的重要性顯然超過了影象，文字成為主導歷史的主流符號。

清代金石學的學者收藏青銅器，也以銘文多少判斷價值高下，純粹是為了史料的價值。許多造型特殊，技巧繁難，在青銅藝術上有典範性的商代作品，像“四羊方尊”、“人虎卣”反而被忽略，流入了歐美收藏界。

西周青銅銘文已經具備嚴格確定的文字結構和書寫規格，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書寫行氣，字與字的方正結構，行路間有陽文線條間隔，書法的基本架構已經完成。

從西周康王時代（公元前一〇〇三年）的“大盂鼎”，到孝王時代（公元前十世紀）的“大克鼎”，到宣王時代（公元前八〇〇年）的“毛公鼎”，三件青銅銘文恰好代表西周早、中、晚三個時期的書風，也是書法史上所謂“大篆”的典範。

西周的文字不僅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唐代也發現了西周刻在石頭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韓愈的《石鼓歌》是名作，正反映了唐代文人見到石鼓的欣喜若狂。

韓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瞭如下的形容：“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駁漫漶，對韓愈充滿了歲月曆史的魅力，相較之下，使他對當時流行的王羲之書體表現了輕微的嘲諷：“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唐代在陝西發現的石鼓文，當時被認為是西周宣王的“獵碣”，也就是讚頌君王行獵的詩歌。只是經過近代學者考證，這位行獵的君王不是周宣王，而是秦文公或秦穆公。

石鼓文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認為是“大篆”轉變為“小篆”的關鍵，而“小篆”一直被認為是秦的丞相李斯依據西周“大篆”所創立的代表秦代宮廷正體文字的新書風。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由李斯撰寫的“嶧山碑”、“泰山刻石”，都是“小篆”典範。“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亂逆”（嶧山碑文），線條均勻工整，結構嚴謹規矩；“乃今皇帝，壹家天下”，書法也到了全新改革、“壹家天下”的時代。

李斯

李斯為秦始皇記功書寫的“刻石”，

都是統治者巡視疆域、立碑記功的紀念性文字，

都是追求“永恆”、“不朽”的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