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稱是泰山北斗，‘武林正宗’！他那略帶社會反嘲性的武俠小說文字，曲中筋節，寫盡人情冷暖；對於當時飽經戰亂的苦悶人心而言，實無殊於一帖清涼劑，具有清痰化氣的妙用，令人一看就不忍釋手。”

“如果說，三十年代還珠樓主作品是‘出世’武俠小說的至尊；那麼‘後起之秀’的白羽，則是‘入世’武俠小說家中唯一能與還珠分庭抗禮的巨擘！”（筆者注：這一看法，與張贛生所論不謀而合，只是海峽兩岸用詞習慣不同。贛生曾說：“還珠是浪漫主義武俠代表，白羽是現實主義武俠代表。）他們的讀者皆恆以千萬數，許多人拜罷還珠贊白羽，殊有左右逢源之樂。……。

“當時正值抗戰軍興，華北淪陷區人心苦悶，渴望天降俠客予以‘神奇之救濟’；於焉武俠作家輩出，紛紛‘揄揚勇俠，讚美粗豪’；借古人酒杯以澆今人塊壘。其中有一介書生，困頓風塵，百無聊賴。乃以‘倒灑金錢’手法，胡亂打出《十二金錢鏢》，發表於天津《庸報》；孰料歪打正著，聲譽鵲起，竟贏得各方一致叫好。這人就是一心一意想成為新文學家而不果的宮竹心，筆名‘白羽’，靈感來自杜詩‘萬古雲霄一羽毛’，正有自傷自卑，無足輕重之意。”

“誰知區區一片白羽居然在三十年代後期名震江湖，執‘武林’之牛耳，影響迄今未衰。這恐怕是一生崇尚新文學，痛恨自己為餬口而寫‘無聊文字’的白羽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其實，即以文筆而論，白羽收放自如，更有超邁群倫之處……特別是在運用小說聲口上，生動傳神，若聞謦咳；亦莊亦諧，恰如其分，而在處理武打場面上，白羽著墨雖不多，卻深明虛實相生、奇正相間之理，在虛構中有寫實；舉凡出招、亮式、身形、動作皆歷歷如繪，交代得一清二楚。加以節奏明快，兔起鷂落，文字簡潔，徐疾有致———如是種種，實為近三十年來港、臺兩地一流武俠作家之所宗。”

葉洪生四改專論白羽的文章，在《葉洪生論劍》書用一章的篇幅，除更加系統地確切地對白羽對武俠小說用語（如“首張武林一詞”）及兵刃、招術的使用作了評介。葉君認為白羽的小說武打用語和武術界權威著作萬籟聲《武術匯宗》融合起來。（注：這一成績應首屬於鄭證因，但鄭氏當時是白羽寫作助手。）葉君以“現實人生”的啟示、小說人物與語文藝術、現身說法、《武術匯宗》大張其目、開創“武打綜藝”新風、《偷拳》為末路英雄寫真、反諷社會現狀、“笑中帶淚”等小標題評介了白羽。葉君特別強調白羽坎坷一生與其刻畫小說人物深刻的聯絡。葉君這篇專論的最後一節，題目是“結論：中國的大仲馬！”在這段文字中，葉君引用魯迅的話“俠義小說之在明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因平民文學之歷七百年而再興也”。他批評“白羽在思想上有其歷史的侷限性，沒有真正認清武俠小說的文學價值———實不在於‘託體稍卑’（借王國維語），而在於是否能自我完善，突破創作，予人以藝術美感及生命啟示。因為只有‘稍卑’才能‘通俗’，何礙於章回形式呢？”葉文最後引用胡適青年時作“讀大仲馬《俠隱記》”感懷詩曰：“從來桀紂多材勇，未必湯武真聖賢；哪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胡適臨終重溫《俠隱記》，又慨嘆：“為什麼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沒有受到大仲馬的影響？”葉君對胡適遺言感嘆說：“嗚呼！胡適謬知中國怎麼沒有大仲馬呢？白羽就是中國的大仲馬！”筆者認為，葉君評價過高，但白羽終究是受大仲馬等西方文學名家的影響，可惜胡適未見，也未得他的評價。

蘇州大學徐斯年教授評論白羽武俠小說寫道：“許多武俠小說都著眼於‘亞社會’和‘亞文化’（注：不同於主體社會、主流文化的意思）的詭奇性和封閉性。白羽則取徑於塞萬提斯和大仲馬，而在本質上，他對中國武俠小說史的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武俠社會描寫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特定形態。他注意揭示‘武林’這個的社會性而不是它的‘非社會性’。……白羽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這些都作為特定社會中的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以描繪和展示。他筆下的俠客，自有其被世仇或境遇逼得團團轉的，由‘人際關係’所註定必然邏輯。他筆下的‘黑道’人物，也有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不得不向‘白道’狠下毒手的合乎人情的動機。”（引自《俠的蹤跡》）徐斯年對白羽作品的評價與張、葉二君基本相同，但他從另一理論深度評論。

《天津文史》1994年總16期編輯了“宮白羽研究專欄”，蒐集了16位文化名人撰寫的17篇評介白羽的文章（近七萬字），本處不再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