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這些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對編制進行調整。

事實上，早在2042年年底，也就是裴承毅回到中央出任國防部長後不久，就以國防部的名義成立了一個特別培訓班，親自出任名譽教官，對各戰鬥單位的旅級指揮官進行戰術能力培訓。當時，裴承毅就格外強調了合理應用各種作戰力量，而不是死搬硬套的照著作戰守則去指揮部隊作戰。

因為戰鬥單位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靈活的戰鬥編制體系，所以在2047年發起的軍事改革中，共和國陸軍的編制改革重點落在了落實上，即讓全軍官兵，特別是基層軍官熟悉與掌握多兵種協同作戰能力。

當然，編制改革的另外一個重點點是“擴編”。

因為在中東戰爭後，顧衛民並沒解散由緊急徵召的大約10萬名退役軍人組成的5個野戰軍級預備役部隊，而是將這5支預備役部隊以常備預備役部隊的方式保留了下來，並且給予正規軍人的待遇，在2045年的時候，顧衛民還推動出臺了《常備預備役軍事力量組建與調動法》，明確了這支10萬大軍的使用範圍與使用方式，所以裴承毅在2047年推行軍事改革的時候，只要能夠克服立法上的障礙就能將這10萬大軍改變成5個戰鬥單位，將共和國陸軍的一線常備兵力提高到30萬。雖然絕對增加值並不大，但是相對增加值卻達到了50％的驚人比例！

長期保持一支規模較小的陸軍，對共和國軍事力量的影響並不大。

前面提到過，第三次軍事改革的一個主要專案就是在陸軍推行“士官制”，即絕大部分技術軍人與大部分戰鬥軍人都是士官，真正計程車乒並不多，而且士兵基本上都是軍士。如此一來，共和國陸軍在緊急時期擁有非常驚人的擴張能力。中東戰爭中，共和國陸軍的擴張能力就得到了檢驗。以傷亡較大的第八戰鬥單位來說，在離開戰場的時候，該部隊已經更換了大約三分之二的官兵，補充的新兵中，有大約八成來自訓練不足的民兵部隊。根據該戰鬥單位在戰場上的表現，佔總兵力一半左右的新兵並沒對戰鬥力產生嚴重影響，該戰鬥單位仍然能夠完成絕大部分作戰任務。

早在2045年左右，英國的戰略研究所就對共和國陸軍的擴充能力做了評估。按照該研究所釋出的評估結果：以保持9成戰鬥力為準，共和國陸軍能夠透過吸收民兵與非常備預備役部隊的方式，在24小時之內將一線作戰部隊的規模擴充1倍，達到60萬（當時戰略研究所已經將10萬常備預備役部隊當成了一線作戰部隊）；以保持8成戰鬥力為準，共和國陸軍能夠透過徵召退役軍人的方式，在1周之內將一線作作戰部隊規模再擴充2倍，達到180萬，並且組建1支規模不低於100萬的預備役部隊；在繼續保持8成戰鬥力的情況下，在接下來的1個月之內，共和國陸軍的一線戰鬥部隊將增加到280萬，並且徵召大約300萬預備役官兵。

按照“簡氏防務週刊”估計，即美國陸軍的戰鬥力相當於共和國陸軍的54％，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戰鬥力相當於共和國陸軍的68％，如果雙方均獲得1周的動員時間，共和國陸軍的30萬大軍就相當於213萬美國陸軍，或者170萬美國海軍陸戰隊。雖然美國當局也在中東戰爭後對軍事體制做了調整，提高了士官與低階軍官的比例，並且強化了軍士在基層部隊中的作用，具備了一定的擴張能力，但是美國的動員能力遠不如共和國，根本不可能在戰爭初期獲得兵力優勢。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在中東戰爭中慘敗，就是因為基礎軍事制度有問題。

也正是如此，在2047年的軍事改革中，裴承毅格外強調了共和國軍事動員體制，特別是在編制上下功夫的重要性。按照裴承毅提出的改革方案，與編制相關的改革中，提高非常備預備役部隊計程車官比例，加強退役軍人的社會管理成了重頭戲。

具體改革措施中，包括成立專門的預備役士官培訓機構。因為預備役官兵都具有社會身份，都是社會主要勞動力，所以共和國陸軍有義務為預備士官提供更多的補貼，彌補其參加軍事訓練與軍事培訓所付出的社會代價。按照在後來出臺的實施細則，預備士官按照軍銜級別與具體職務，每年能夠從陸軍獲取4萬到10萬元不等的特別津貼。

按照共和國的《兵役法》，軍人退役之後，根據具體情況，將以預備役官兵的身份為軍隊服務3到5年。也就是說，除了年紀特別大的將領與高階軍士之外，其他退役軍人都有預備役身份。可以說，這些人才是預備役的主力與骨幹。

針對這一情況，共和國陸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