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線起來的力量。

“但人人都恨他。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事糾紛因他而生？”

“他確實不得人心，但哪一個真正幹事的人又能得人心？”我吐了一下舌頭，我並不想得罪我的大老闆，便趕快補加一句，“我沒講你，你除外。說真的，除了米切爾，誰又能得到這麼多的專案？沒有專案，就沒有事做，也就沒有了我們，公司也就缺少了這個全球金融人力資源部門，因而也就缺少吸引力。況且，當領袖的目的就是幹事，不是尋名，讓大家喜歡你（seeking

popularity）。” 大老闆沉吟了一會兒，然後說道：“我也是這麼想的。你以為讓斯蒂汶輔佐米切爾，行嗎？讓斯蒂汶處理人際關係，米切爾開闢客戶市場？”

我真沒想到大老闆會與我如此推心置腹，但我深知我到這裡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虛榮，不是求當大老闆的謀士，更不是有野心想在公司的梯階上往上爬。這是美國，不是我的國家。

“您為何不把他們倆叫進來，直接告訴他們您的想法或決定？”

大老闆不讓我走，讓我坐到角落的一張大沙發上。兩分鐘後，斯蒂汶與米切爾同時進到辦公室，米切爾看起來像只打敗了的雞公，而斯蒂汶也像一隻受了重創的老虎，兩人一聲不吭地坐在大老闆對面的兩張紅皮椅子上。在平靜的氣氛中，大老闆宣佈了他的決定。

“如果你們兩人沒有意見，那就請握手言歸於好，埋掉利斧（Bury　the　hatchet）。公司有公司的規章制度，以後類似的情況不能再發生。”

米切爾與斯蒂汶默默地握手。 “沒事了嗎？”大老闆問，“如果沒有了，再把公司的職場手冊好好讀讀。”

我們在公司合同上簽字之前，公司的“訓”是必讀的，特別是構成被公司辭退的八大理由是要時刻記在心上的，其中有三條是：“如果惡意中傷公司，將被辭退；如果惡意中傷上級與下屬，將被辭退；如果互相惡意中傷，導致同事之間的工作關係破裂，將被辭退。”這些理由源於一點：公司就如自己的家，每天有十個小時在這裡，如果你不愛這個家，就請走人，或被請走。美國人以直言著稱，但公司的行為是與雞尾酒會上的隨意大相徑庭的：每個人說話做事都要得體才行。

“珍妮佛惡意中傷我，那該怎麼處理？”大老闆的話提醒了我。我把小錄音機拿出來，再把從電話裡取出的小錄音帶放進去，“你們聽聽吧，我需要公道。昨晚我去了我們社群圖書館，專門查詢了美國厚厚的民事法中關於‘惡意傷人’的定義與懲罰：我咽不下被人如此謾罵的氣。”

兩小時後，姍姍來遲的珍妮佛剛一跨進自己的格子間，便被桌上的內部電話叫到大老闆的辦公室，不一會兒，她兩眼通紅地來到我的格子間，哽咽著向我道歉。

我接受了她的道歉。 那天中午，大老闆邀請我們組的全體成員在公司餐廳用午餐。

第二天，米切爾搬出他在我們大隔子間裡透明的全玻璃私人辦公室，讓位給斯蒂汶，他自己則搬到走廊盡頭的單間辦公室。在其他組看起來，他高升了，但事實上他被孤立了起來：誰會到他的私人辦公室去呢？除了每天的早會外，我們很少再看見他。他在大辦公室裡拉著嗓子叉著腰教訓他人的模樣，成為過去。

一年後，珍妮佛離開公司，回到波士頓大學去完成她東亞文學系日本語言文學的碩士學位。由於她的聰敏、美貌與毫無口音的日語能力，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第二次聘去做“特工”――她在大學時就幹過“特工”。聽說她去日本的一家大公司為美國政府工作一年後，又回到波士頓，供職於一家日本電器公司，繼續與米切爾糾纏。他倆真是“棋逢對手，各不相讓”，或者說“不是冤家不碰頭”。因我1996年初去紐約開闢公司在紐約的業務，1995年年底以後就沒再見到珍妮佛。我最後聽到他們的訊息是在2000年。這幾年間，他們兩人雙雙與他人結婚，後又雙雙離婚，後兩人又同居一處，最後又分手各奔天涯。有顯赫的學位以及做人的霸道，我想他們永遠會有工作，只是他們很難找到幸福、安寧和踏實。華爾街的鐵姑娘1

1995年是我揚眉吐氣的一年。這一年，我替公司拉進四個跨國洋行並獨立完成了近四百萬的生意，這讓公司瞠目，也讓華爾街的客戶吃驚，更讓同行羨慕。另外，我還建立了有四百多精英的“人才庫”，並且按照客戶的要求和市場的標準，制定了一套全新的人才評估理論。在當年舉行的“如何僱傭到最優秀的僱員”行業討論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