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打到美林歐洲部的政府證券市場推銷部一位資深銷售員手裡，剛說完兩句話，他便說我該回家做家庭作業：“你太嫩了，我敢把我的前途交給你？”也許正是因為這個電話，使我產生了對我手中工作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讓我去熟悉業務，熟悉華爾街的人力資源市場和人才評估標準，以及怎樣認真傾聽客戶與應聘者的要求，在將人才按其能力、專長、性格定位後，再定其價。這些努力，使我後來能在跨國投資銀行所到之處，都能完成他們交給的專案。

“我們是媒人，”我的大老闆曾對我們這些新來的僱員這樣講，“我們的任務是將公司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在一個可以接軌的點上連線起來，使公司與個人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潛力，從而得到最大的回報。”

也許我在入門時聽了並牢記著我這位大老闆的訓導，使我在以後的十年中能在東南亞的華爾街圈子裡建立起一種信譽：經我推薦的個人，都在自己的新位置上“再進一尺”。我不是替人“找工作”，而是替人“創機遇”；不是替公司“找人”，而是替公司“創資產”。十年的努力與成功案例，使我能對自己作出這樣的承諾，那就是：只要有華爾街，就有我的工作。透過第一年的努力，後面的九年全是客戶找我，而不是我找客戶。到1995年亞洲華爾街起飛時，指定讓我替他們東南亞分行服務的大洋行，我們公司給他們送出去的賬單真可謂攔路打劫（highway　robbery）：每小時有的竟高達一千美元！　這樣找工作2　現在回到1992美國經濟的冰點期：那年，我畢業了。

對畢業接著就是失業的我來說，能立即找到一份工作，真是十分幸運！一年前的1991年畢業論文完成前期開始找工作時，我一直眼睛放在學校內，我從沒想到過在學校外面去找份工作：教書，是我的天職；寫論文，是我的最愛；書，是我最好的夥伴。讀書，想問題，眼睛往心裡看，找到最新穎、最原始、最有創造性的命題與答案――我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一天，我去請求教過我中國詩學、聰明才智過人的助理教授約瑟夫替我寫推薦信，他詫異地看著我要去的學校，然後告訴我他也在申請同一學校的終身教授職位。我吃驚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從才智和學業上講，平心而論我比不過約瑟夫。約瑟夫早我四年從斯坦福大學東亞系博士畢業，已得到過許多美國政府和各種有名學術機構的基金，去年還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寫了一年的中國詩學論著，在學術界小有名聲，甚至他想找一份終身教授的工作也還找了四年！我們學校原來那份給他的教書位置本來是終身教授職位，但因經費問題，臨時砍掉了那份工作，現在，約瑟夫也只好“另尋高就”。

我思前想後，決定把自己在美國的位置擺正。現實是，我必須忍痛割愛，放棄去美國大學當終身教授的願望。我一邊潛心把畢業論文寫完，一邊盤算去哪兒工作為好。我想到過回北大教書，但當時人人都在往外走，而我讀了近三十年的書，其中包括受了十三年的高等教育，在碰了如此大的釘子以後――我得和一位比我強得多、沒有得到終身教授的美國人一起在美國學校競爭同一份“終生教授”教書工作，我確實有點灰心，也有點想換一種活法了。我想，美國是一個夢想可以成真的國家，什麼人、什麼行道都可以有成功的機遇，校園裡清高然而清貧的生活，也許從今將與我無緣了吧？

這些原因以及想和丈夫結束“牛郎織女”的美國生活，使我堅定了去波士頓的決心。忘記教書吧！到丈夫身邊後再做決定，如果暫時找不到工作，我們至少可以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吧？我希望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的這個要求，在過去十年中，簡直是奢望！為了求學，我和丈夫從1982年大學畢業後――我們是高中同學，後來他去上海讀本科，我去吉林學英文。大學畢業後，我去南開英文系念碩士學位，他去北京航天部當出國研究生，我們1982年開始談戀愛到1984年結婚，幾乎就沒怎麼單獨相處。1984年夏天他去了美國，一年後我因在北大教書時，繞未名湖晨跑巧遇丈夫所在學校的文學院前院長，他慷慨地幫助我去了美國讀文學博士，可我剛到學校不久，丈夫就轉學去了麻省理工學院。兩地求學，我們在感情上受的苦，只有我們和我們的女兒知道，因為小小年紀的她，也是個受害者，我們求學，她也得付代價：在美國她也無法與自己的父母親生活在一起，因為她的父母要兩地讀書，她幼兒園的老師也不止一次問過我是不是單親母親！（這段求學的經歷，我已在自傳體小說《中國：我心臟跳動的地方》描述過。）到1992年，我和丈夫雖說結婚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