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甚至還會隨手帶來他最愛看的報刊，而且不必說謝謝。因為這些服務內容在一個正宗的咖啡館裡都是理所當然的。

看來，法國的咖啡文化比中國更為地道和豐富。但咖啡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個國度，咖啡文化自然會帶上本國的特色，就好像中國咖啡文化中較多的理性和法國咖啡文化中較多的浪漫。

時麗：我的卡布基諾與情人一起喝咖啡（5）

（請您也來一杯咖啡吧，這是生活的味道！）

馮亦代：咖啡館的餘音（1）

老友何為寄贈一冊剛出版的《老屋夢迴》，一看便知是本憶念舊時歲月的書，其中有篇談到《文藝沙龍和咖啡館》的文章，讀後掩卷，當年情景油然記起，因為你也是個於咖啡館結不解緣的人。

我一向喜歡讀外國文人的回憶文章：海明威的巴黎瑞茲咖啡館，愛倫堡與巴黎洛東達酒吧，以及紐約文人群集的阿爾龔耿飯店就是他們發跡的地方，我羨慕這種波希米人的浪漫生活，這些也都是我做文藝學徒的憧憬之處。

1936年我大學畢業，憑考試在上海謀得了一個啖飯的職業。我在上海孑然一身，只得找到一處亭子間住下。上海的文人大都住在亭子間過清苦的生活，我住了亭子間，工作之餘，便讀書寫文，夢想有一日能夠進入繆斯的殿堂。雖然寄出去的稿件，都進了編輯的字紙簍，杳無音信，但自我感覺還很好，因為住了亭子間似乎與文藝事業，又跨近了一步。彼時混跡十里洋場的文人，不論有否成就，大都與亭子間、咖啡館和街頭閒步三者結合在一起。

我這個沉浸於做作家白日夢的人，住亭子間與漫步長街是做到了，但卻不敢一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上林立的咖啡館。咖啡館的幽黯燈光和柔和音樂顯得神秘與誘惑，可是進進出出不是白面板的男女就是間有黃面板的高等華人，我這個措大，只能自慚形穢，怎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心裡總十分不甘。外國人不論，為什麼同是中國人，只因為他們有錢，便可以堂而皇之自由進出，而囊中羞澀的我，卻只能望而卻步呢。真太不公道了。因之，心中一腔怨艾，總盼有一天能出這口鳥氣！

1937年“八一三”事變，上海淪為戰場，只有住在租界的人可以隔岸觀火，但是心裡總不是滋味。中國軍隊撤退時，閘北大火，幾天幾夜的火光與濃煙，滾滾不散。我含著淚在高樓上張望，那時情景至今不能忘記。我想離開上海，不願在租界裡醉生夢死，卻好我工作的保險公司要去香港設立辦事處，派我去籌備，我便搭船南行。

香港人有坐茶樓的習慣，無論是商場買賣或文壇求稿，都是在茶樓裡成交的，老派的在茶樓裡，洋派的則以坐咖啡館作替代。上海去的一批文化人大都進出於中華閣仔和聰明人俱樂部，兩者都是飲茶和喝咖啡的地方。那時一元法幣可以換兩塊港元，特價又便宜，大家都可應付。剛好詩人徐遲把在一家晚報做電視翻譯的工作讓給了我，我每天下午工作完畢，就坐在中華閣仔和文藝界朋友閒磕牙，但也覺得我是在受文化的薰陶。許多作家、詩人、藝術家，我都是在這裡認識的，有的成了我終身的摯友。我們也沒有在咖啡館裡白坐，多少支援抗戰的工作，都從這些地方商談出來。英港當局要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禁止中國人進行抗日活動，又要對付中國共產黨，所以對於中國人如果家裡客多了，便要受到“政治處”的注意，但是在咖啡館裡，我們說著上海話，他們聽不懂，而且認為是在公共場所，他們也就不那麼注意了。

那時我剛入世不久，對什麼事都有新鮮感，因此只要有人要我去做有利於抗戰的工作，我都全身心投入，逐漸也為朋輩所認可了。共產黨的代表廖承志公開住在香港，他每天下午必在皇后大道一家咖啡館（大概名ABC）會見朋友，這處便成了他公開而又秘密的辦公室。香港文協的工作，幾次籌款的義演，幾次紀念會都是在這裡商談的。我那時不知高低深淺，居然為魯迅紀念會導演了啞劇，原來的劇本是女作家蕭紅寫的，但場面太大，無法演出，就由丁聰和我另寫。世人只知丁聰是漫畫高手，其實他寫文章也是高手。那幅舞臺上當背景用的魯迅畫像，則是漫畫家張光宇、正宇、鬱風等人的集體創作。只要交代我做什麼，我決不打折扣，因此贏得了“跑龍套”的美名。一個人要做跑龍套也是不容易的，喬冠華徵求我入黨意見時，我便遲疑了，因為我害怕鐵的紀律，從此我做了一輩子自由主義者，此是後話。

1941年初我到了重慶，即使是戰時，在危牆敗屋中間，也會出現咖啡館，而且經常夜夜客滿，最有名的一家叫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