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的本質，我們非常無知”。他把神經痛列為“最常見的神經症之一”，而且歸因於“遺傳性神經易發病體質”。

一些情況下，神經痛是身體對過分用力的一種抵抗。柏遼茲在創作他最後一部偉大作品，歌劇《特洛伊人》的時候，疼痛難忍。正如他1858年描述的那樣：我生活在地獄之中。我的神經痛讓我一刻也不得安寧。每天早上九點，肚子劇烈疼痛，一直到下午兩三點，胸部陣痛，到了晚上，膀胱頸痛及陣痛加倍。太陽昇起就感到壓抑，厭惡一切！”由於電療法沒效果，柏遼茲求助於鴉片，這自然在《特洛伊人》的高潮“忘卻之神”中反映出來。在其他情況下，神經痛可以給僱主帶來壞名聲。在喬治？艾略特的小說《費利克斯？霍爾特》（Felix　Holt）中，一位紳士的貼身男僕有神經痛症。“他不喜歡任何人知道自身疼痛這回事：身體不好降低一個人的市場價值。”因此，他用鴉片抑制他的神經痛，“自我安慰……心裡想，如果疼痛變得更加頻繁難以忍受，大大地增加藥量或許會完全結束這一切”。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神經、注射針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5）

儘管有這些事例，弗朗西斯？安斯蒂，《神經痛》（Neuralgia；1871）的作者，把維多利亞時代的神經危機，歸咎於咄咄逼人的道德教化和管教給人們神經帶來的破壞性影響。這一點他完全正確。他警告說，把情感和嚮往訓化到崇高理想境界，尤其是崇高宗教理想境界，這種努力常常受最崇高動機的驅使。這種努力的直接後果，是對神經系統確實造成有害的影響，尤其是對年輕人”。這種理想主義要麼透過公立學校的精神特性加以培養——“教育有意淡化神經能量，旨在保護大腦不受無信仰和罪惡情感的侵蝕”——要麼透過“清教徒”體系，力圖透過永久內省的自責淨化人們。

關於提高自我意識的教育給大腦造成惡劣影響這方面，我們的心理學家很快得到教訓，迫切需要普遍應用到神經疾病的病理方面，首先是神經痛方面。信教的父母和教師讓年輕人脆弱、極度易變的神經系統承受精神上自我詢問最重大話題的巨大壓力。常識和人類的常性，一旦與醫生的知識結合，就會強烈反對這種做法。當男孩子和女孩子們處於可怕的性發育折磨期時，更要特別譴責這種做法。這個時期……特別適於神經官能症的產生。我必須強調我的觀點，在嚴肅的英國中產階級家庭裡，更特別的是，他們的生活一定乏味和單調，因此產生的不幸既嚴重又普遍。

泰納支援這種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基督教觀點——“它使清規戒律服從於道德規範。它實行‘自律’，強化意識的權威性和意志的培養。”——用同樣適用於美國清教主義的術語說。

嗎啡癮與維多利亞時代的性態度交織在一起。神經官能症在19　世紀70年代初期，被視為本質上常常與性有關——歸結於性衝動以及性挫折——在醫學鬥爭中鴉片劑被用作克服它們（的良藥）。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極其厭惡手淫，也許因為不同於其他性行為，它從不使人傷感。安斯蒂認為，手淫的男孩變得“自私自利，不僅僅經常遭受莫名其妙的恐懼和莫名其妙的痛苦，而且實際遭受神經痛”。“有壞習慣的”男孩們受偏頭痛的折磨，類似於“在相似情況下小女孩的歇斯底里”。厄伯同意性慾導致疾病的看法：

生命的性階段對神經痛的發展至關重要。青春期前後生殖器官對神經系統施加的巨大影響，整個機體中產生的巨大變化，由於性活動的覺醒，強烈慾望造成神經系統的極端不適，過度頻繁或不自然滿足產生的疲憊，所有這些是神經系統營養髮生變化的非常有效的因素。這些變化造成神經痛體質。因而我們看到，青春期和大更年期，月經的發生，懷孕和分娩期，特別能導致神經痛症。而且我們也看到，性衝動，尤其是手淫的惡習，現在如此頻繁地被男女兩性使用，常常受到患神經痛症的懲罰。

安斯蒂的神經痛患者中婦女佔68％，在阿爾伯特？尤林博格（1840—1917）從事的德國一項《關於皮下注射》（Die　Hypodermatische　Injection，1867）的神經痛研究中，婦女大約佔70％。厄伯確信，無意識的興奮，即使在正派和思想純潔的人中”，也容易造成神經痛患者。“在治療屬於受過良好教育一族，多少比較成熟女性這方面，不需要多少經驗就能證明這句話的正確”。柯林斯所說的“猖獗老處女”現象，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俗人中是很平常的事，他們把性挫折與神經疾病連在一起，嘲笑由不自覺慾望產生的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