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州玉米主要種植在長安到北地、渭水至武功之間，這一帶土地肥沃、水利發達，董卓軍駐軍稠密，人口眾多且又生活富足，而且經過一年多的苦心經營，董卓軍在這些地方已經深得民心，當地百姓都與董卓軍利益相關，有他們協助，董卓軍有信心保證高產種子不至外流。

轉眼進入漢初平二年五月，種植下去的玉米已經全部發芽成長，而埋伏在長安諸侯細作絕大部分中計被擒，為震懾剩餘那些僥倖逃脫的少部分細作，免得他們鋌而走險，康鵬用盡種種恐怖手段，除了將所有生擒的細作全部押到承運臺前凌遲處死，並且派使者向諸侯施壓，逼他們交出這些細作的家人，劉焉懼怕他的威脅，交出了部分無關緊要的細作家人，這些人一到長安後，當即被康鵬全部貶為奴隸，終生在工所礦山當牛作馬，永世不得赦免。對拒不肯交人的劉表，康鵬回應了一道必殺令，明令天下重金懸賞要荊州細作家人的腦袋，終身有效。這些手段一出籠後，僥倖沒有洩露身份的細作或逃離雍州，或到董卓軍中投案自首，再也沒有人敢於冒著株連滿門的危險去盜竊高產種子了。

種子的事情高一段落後，康鵬立即把目光轉移到金融建設上來，隨著長安經濟商貿的不斷發展，漢代原來的五銖錢制度已經嚴重暴露出不足之處，五銖錢始於漢武帝年間，每枚重四克，銅鉛比例為銅七鉛三，價值五文，千文為一貫，取代盜鑄嚴重的三銖錢，有效推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伴隨著西漢度過發展的黃金時期。王莽篡政後，鑄造大泉五十，同樣重量的錢幣卻值五十文，藉此掠奪民間財富，造成民間物價飛漲，物貴錢賤，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東漢復辟後，光武帝劉秀雖然重鑄五銖錢，但五銖錢名譽已壞，民間多用布、帛、粟等生活必需品以物易物，好不容易等五銖錢重塑威信的時候，倒黴的西漢百姓又遇上漢代最吝嗇的皇帝漢靈帝，大肆聚斂天下錢財，藏於宮室，穿錢的繩子都腐爛都捨不得拿出來救濟百姓、發展經濟，造成民間再無錢幣流通，只得又走上以物易物的老路。但興漢老百姓倒黴的還在後面，漢靈帝一死，原來的董老大進京，董老大比漢靈帝還狠，拆毀十二銅人鑄造七八億枚小錢，每枚僅重不到一克，在搖搖欲墜的五銖錢制度上重重補上最後一刀，從此通貨膨脹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挑上一擔錢只能買一石糧食，東漢的老百姓已經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當然，這些事情也不能全部怪到董老大頭上，他的繼任者曹老大、劉老大和孫老大一個比一個更狠，曹老大以糧布為幣；劉老大鑄一枚錢當五百，到了後期諸葛亮被逼無奈，只得學曹老大那樣，用布匹當作貨幣；最狠的還是孫老大，一枚大泉定價五千文，無限制的搜刮民財享樂或充著軍費，這是後話不提。

來自後世的康鵬當然明白這些貨幣政策會對民間造成多大的損害，可他代入董老大身體的時候，正是虎牢關大戰之時，無力兼顧經濟上的事情，虎牢關之戰結束之後，董卓軍既負擔著當時經濟已經慘遭破壞天下人口最多的洛陽財政，還要救濟近百萬經歷旱災蝗災的北方災民，再加上當時康鵬沉迷美色不思進取，金融改革的大事便一拖再拖。藉著洗劫而來的漢室歷年積累的財富，董卓軍的財政已經逐漸恢復元氣，康鵬也決定改革貨幣政策，為爭霸天下奠定財政基礎，而改革貨幣，首先就要鑄造新的有信譽的貨幣。

公元一九二年，漢初平三年五月十一日，康鵬正式明令雍、並、涼三州官民，宣佈發行新錢幣，新貨幣採取銅、金本位制，分為銅幣與金幣兩種，銅幣的規格是直徑二厘米，重約三克，每枚官值一文，為區別以前發行的五銖錢，康鵬將銅錢成色由傳統的銅七鉛三改為銅六鋅四弱配以少量鐵鉛，既降低鑄造成本，又份量足，成色好，表面鑄文十分清晰，而且材質耐磨，日常使用磨損較少，剛投放市場，便受到三州百姓商人歡迎，首批鑄造的一百二十萬貫新銅錢與舊五銖錢官方定價雖然是一文兌二十文，但是在民間實際達到一比三十甚至更高，使很多在鑄錢局工作的官員與倒賣新錢的商人一夜暴富，更讓康鵬新任命的御史司馬朗連連揮動屠刀，直到長安的鑄錢廠將月生產能力提高到每月八十萬貫半年後，才把這股可能威脅新貨幣發行的潛流壓下去。

金幣每枚重二兩約一百克，價值新錢一千文，黃金純度在七成左右，康鵬本想使用純金，可純金幣樣品製造出來後發現金幣太軟，根本不實用，只得攙雜黃銅，才保證了金幣硬度。由於康鵬發行的金幣成色高而分量足，貶值可能性極小且便於攜帶，在黑市上與舊錢兌換價格更是離譜，從官方定價的每枚兌換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