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他手裡。湘軍能夠對付太平軍，他們的軍費，朝廷和巡撫衙門最終是會全部承擔的。

曾國藩在衡州沒有官場上的為難，卻深感兵力匱乏。戰爭的持續和擴大，使能征善戰的軍士，遠遠供不應求。

江忠源此刻正在外省作戰，而太平軍從南昌撤圍後，江忠源從南昌到達九江，就因楚軍大量散去，而奏請清廷給他增兵。

曾國藩得知此事，給江忠源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現在最可恨最令人傷心的事情，是朝廷的軍隊兵敗不相救。調派兵員時，從幾個營或幾十個營中抽選一千人，士兵之間互不熟悉，統領軍隊的人，又不是本營過去的將領，下級便不服從調配。至於綠營兵與勇丁碰到一起，更是互相嫉恨。在桂東戰役中，三廳兵在街上尋殺湘鄉勇。湘軍增援江西時，鎮筸兵在三江口打殺湘鄉勇，重傷十多人。現在朝廷的部隊習氣敗壞，排程方法陳腐，就是聖人也無法令將士同心。

曾國藩又說，江忠源奏請增調六千名雲南兵、貴州兵、湖南兵和廣東兵，招募三千名勇丁，總計一萬人，編成一支部隊。那六千名軍士，必須有一兩名大將統領。但他們這些文官，要和綠營將領打交道，真是很難。綠營將領大多數卑俗平庸，根本談不攏。還不如訓練一萬名鄉勇，全部挑選湖南家鄉那些樸質而又善戰的君子，以忠義的精神來統帥他們，加以刻苦的訓練，激發他們的鬥志，才可以投入戰鬥。

1853年，咸豐三年（23）

曾國藩的這番話，表現了他的先見之明。他實際上是在勸告江忠源，在失去自己親自訓練出來的新寧勇丁之後，不要急於投身作戰，疲於奔命。在重新訓練出一支家鄉的部隊之後，再投身戰鬥，是比較穩妥的辦法。可惜江忠源沒有聽從他的勸告，很快又帶領雜牌部隊投入新的戰鬥，結果把自己的性命也搭進去了。

性格決定命運。江忠源之所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因為他注重節操和義氣，不忍見危難而不救，於是放棄大局的考慮。其實曾國藩已經預見到這個結果，早就說他一定會為義氣而獻身。

在外省作戰的江忠源缺乏兵力，再次提醒了曾國藩：必須繼續擴大本省團練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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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在長沙的遭遇，傷了他的自尊，也刺激了他的慾望。他早就知道，光靠綠營的力量，是對付不了太平軍的。只有“別樹一幟，改弦更張”，純靠湘軍的力量，不摻雜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綠營，才能驅馳東南，逐步肅清太平軍。

曾國藩擴軍的初步設想，是辦成六千人的陸師，和江忠源的四千楚軍，合為萬人大軍。

那時候，曾國藩身邊只有三員干將，就是塔齊布、羅澤南和王錱。塔齊布勇猛過人，稍缺謀略。羅澤南勤懇紮實，拙於交際。對於擴軍，只有不在身邊的王錱可作指望。這個年輕人擅長言辭鼓動，以前在湘鄉招募勇丁和籌餉，很有一套辦法。所以，曾國藩剛在衡州安頓下來，便寫信給王錱，請他協助招募兵勇。

王錱正為湘鄉子弟兵在江西的損失而悲慟。羅澤南所部在南昌丟下了八十多具屍體，謝邦翰等四人是王錱的同學和摯友。他發誓要率領湘中子弟，慷慨興師，為死去的人報仇雪恥。王錱正想向駱秉章和曾國藩請求招募勇丁，出省作戰，曾國藩要他招兵買馬，正合他的心意。

曾國藩和王錱計議，初次共招募六千人，辦一支復仇的“義師”，其中由王錱統帶兩千人，自籌餉銀一萬兩。可是王錱到了省城以後，慾望膨脹，改變初衷，把為自己招募的人數增加到三千四百，而且透過他在官場的活動，餉銀也由自籌變為官撥。

湖南的官場為什麼願意給王錱增撥軍餉呢？原來，在長沙的提督標兵鬧事以後，省城的官吏都成了曾國藩的私敵，誰都想看他的笑話。但是，這位團練大臣掌握著一支精銳部隊，雖然兵員不多，卻有很強的戰鬥力，湖南境內的防剿還有賴於他。再說，他在文宗那裡說話很靈，湖南官場在場面上還得予以支援，凡是軍事、餉事和吏事，都不得不讓他幾分。

但是，駱秉章非常賞識王錱，而王錱樂於聽從他的差遣。王錱善戰，在省內不到一年就屢立戰功，相繼升任知縣、同知和直隸州知州。但他出身低微，容易交往，要他做什麼事情，自然比跟曾國藩打交道容易多了。倘若官府在軍餉和軍備上予以支援，幫助他增加兵力，他就能成為湖南官府的依靠。同樣是公費，反正是要用於團練，給曾國藩還是給王錱，沒有區別。有此機緣，他們自然傾全力支援王錱，而把曾國藩晾在一邊了。王錱增加招兵人數，就是因為有他們做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