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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年代初，當時“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非常委員會”的秘書長布盧門菲爾德和魏茨曼兩人都很清楚瞭解愛因斯坦不是那種純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以兩人針對愛因斯坦的策略是盡力利用愛因斯坦的名望去宣傳猶太復國主義，但同時並不想“說服他加入我們的組織”。兩人私下認為愛因斯坦既支援猶太復國主義又反對單一政治立國的設想是“令人討厭的幼稚”。可當歷史翻過幾頁後，愛因斯坦的擔憂全變為血腥的事實。當年被猶太復國主義政治家們視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來是多麼的深刻。

愛因斯坦的這種信念在晚年始終沒變，在1949年11月27日為“猶太人團體呼籲”所作的廣播中，愛因斯坦更明確地提出：猶太復國主義的實質是“建立一種共同體，使它儘可能密切遵守我們猶太人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從現實的以色列國即將成立的局勢下，愛因斯坦又一次提出：“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諒解和自我剋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如果我們懷著這種理想，我們的歡樂就會帶上幾分憂慮，因為我們現在同阿拉伯人的關係離這個理想還是相去甚遠。要是沒有別人干擾，允許我們制定出同我們鄰人的關係，那麼很可能我們就已經實現了這個理想。因為我們需要和平，而且我們認識到我們將來的發展有賴於和平。”

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後，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請愛因斯坦繼任總統，但愛因斯坦斷然拒絕。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於以色列國的立國方案並不符合愛因斯坦的信念，或許是對於以色列立國後艱難處境的體諒，愛因斯坦並沒有公開解釋拒絕就任總統的原因。1955年1月4日，就在愛因斯坦逝世前三個月，愛因斯坦給在以色列的“猶太代辦處”的重要成員池維·盧黎厄寫信說：“對於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我們必須採取中立的政策。採取中立的立場，不僅對緩和整個世界的衝突會有適當的貢獻，而且同時也有助於我們同阿拉伯世界各國政府之間發展健康的睦鄰關係。

“我們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應當是始終如一地表明我們這樣的願望：確認生活在我們中間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並且體諒他們目前處境的內在困難。如果我們實行了這種政策，我們就會贏得忠誠的公民，而且我們還會逐漸地但是肯定地改進我們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我們對待阿拉伯這個少數民族的態度，將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道德標準提供真正的考驗。”

這番忠告，可惜說早了40年。它彷彿就是40年後巴以和談的基礎與目標。

★　別了，柏林

1925年以後，愛因斯坦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遠門去旅行，僅僅去萊頓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車去瑞士，再到海邊休養。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柏林與艾爾莎及兩個女兒一起。在住處頂樓上設有他的工作間和圖書室，可以安靜地從事研究工作。

1928年，愛因斯坦去過瑞士達伏斯，那兒是結核病療養勝地。該地有一所為療養青年設定的國際大學。愛因斯坦到達伏斯後，這個大學慕名邀請愛因斯坦去講課。愛因斯坦高興地接受了邀請，講了《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變化》，正式開講之前，愛因斯坦有一個開場白，再次陳述了他多年來為世界和平、人間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願望：“元老院議員都是體面的，元老院卻是窮兇極惡的野獸。我有一位在瑞士當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個大學學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給學院寫了上面這樣一句話。集體受到良心和責任感的指責往往比個人要小。這一事實給人類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滿痛苦、嘆息和辛酸的戰爭和各種壓迫的根源。

“然而除了許多個人的無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對於有善良意願的人，當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犧牲，把一項社會事業籌備和創辦起來，他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高興的了。”

善良的愛因斯坦四處播種著善良，收穫的卻往往是仇恨。

去瑞士療養反而真成了一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