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只談“術”，“術”字當頭，“道”在其中。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在某種意義上，“技術理性”遠重於“價值理性”，就像“程序正義”更甚於“實質正義”。就民主而言，不言而喻地是，如果沒有“技術理性”，“價值理性”永遠是空中樓閣。既然吃了一個世紀的虧，那就該醒過來好好打量民主。民主呵民主，讓我們就從身邊開會這樣的小事做起。也許一個班級的會是小會，一個團體的會是小會，可是，一個社群呢，一個區縣呢，一個州省呢，一個國家呢？有公共生活就有會，會是不同層級的，也是無處不在的。因此，不妨就把身邊的會當作民主的“初步”，注意養成程式和尊重程式的習慣，並由此走出去，向外推，“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漸而進，蓄勢而成。相信假以時日，終能走向那個國家民主的大目標。

附：以上胡適和蔣夢麟提到的“Robert’s　Rules　of　Order”，上個世紀80年代末已經翻譯，商務印書館遲至1995年才出第一版，名為《議事規則》。十年後的今天（2005年10月），商務館第二次印刷，數量五千，價格九元。近日，筆者購得一冊。

八　“天賦人權說之沿革”（1）

這是一則很簡短的日記，提綱似的，寫於1913年1月25日。是年，胡適剛過21歲，在康乃爾，他大三已經把大四的學分都修完了。此時的他，學業超前，都在想些什麼呢？

“近來所關心之問題，如下所列：

（一） 泰西之考據學，

（二） 致用哲學，

（三） 天賦人權說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謂膚淺矣。”

第一條，對泰西考據學的興趣影響了胡適一輩子，學術胡適大抵就是個“拿證據來”的考據胡適。一個《水經注》，一個虛雲和尚，拋去他中晚年幾多時光。

第二條，此時胡適尚在康乃爾大學讀哲學，而他如果喜歡致用之學，就表明他最終要走出康大了。康大的哲學風習是從黑格爾那裡流變出來的新唯心主義，而胡適生性不慣“形而上”，也沒有談“玄”的興致，因此康大哲學系並不適宜他，他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土壤。致用哲學是胡適自己的稱謂，它其實就是美國哲學中的“實用主義”，後來又叫“實驗主義”，這個主義的掌門人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杜威。胡適前此日記未曾見過此人，看來是興致剛移師至此，既然，他拜別康大，也就是個時間了。

令我格外注意的是第三條。在概念意義上，胡適對“天賦人權”的關心似不若他對“民主”的關心。胡適晚年對“民主”有過極為精彩的闡發，比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同樣是晚年，胡適對“人權”概念的看法，卻令人感到有其商榷處。閱讀胡適，沒有發現他這一生中對人權學說的沿革進行探討，但卻發現胡適自己在人權觀念上卻有一個反轉性的變化，這就是從“天賦人權”到“人權非天賦”。請看胡適1953年在臺灣新竹的講演，其中涉及到“天賦人權”的概念，他表明了這樣一種態度：

“從前講天賦人權；我們知道這個話不正確。人權並不是天賦的，

是人造出來的。所謂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個理想，不是天賦的。

如果是天賦的，就沒有人投票選舉了。在某種社會上，人如果沒

有力量保護自由，專制的人可以把你的自由奪去。我們過去經過

很多年的專制社會，那時我們的自由權利一點都沒有，所以我們

現在漸漸明白民主自由都不是天賦的人權，是人慢慢覺得自己的

尊嚴，人是有價值的，人格是寶貴的，慢慢的才自己感覺到某種

權利與他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胡適的話是耶非耶？是非參半。關鍵在於胡適把一個複雜的人權概念給簡單化了。

憶及1990年代後期，人權與主權的概念在大陸討論，力持主權高於一切的強勢力量認為，人權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是在人類歷史過程中發生、形成和發展的。這種說法包含了這樣一種用意，我們現在也正處在一個歷史過程中，因此人權問題要慢慢來，急不得。這實際上是一種延宕人權的策略，它不能不承認人權在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合理性，需知，人權這個概念在以往和“人性”“人道”一樣是要加上“資產階級”定語的。現在，這頂帽子終於給摘掉了，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歷史又常常被人做藉口，在現實生活中立即兌現這個概念，則必須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怎麼辦？便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