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蕩’”的慘敗。太行山的損失不小，左權參謀長犧牲了；冀中更慘，部隊被打散，根據地全丟了，不僅幫不了冀南，反而還需要冀南的部隊去援救他們……

聽見這訊息，兩三天沒人說話，大夥全蔫了。當時就想，這往後的仗還怎麼打啊？對戰士們而言，打了敗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後發覺自己孤立無援了。

從這以後，冀南區黨委、軍區、行署機關都換成便衣分散行動，醫院解散了，傷病員們也被疏散到各地隱蔽治療。

傷員疏散轉移的時候，劉春雷提出：“我是南宮人，讓我回家養傷吧。”地方幹部卻搖頭說：“南宮的關係斷了，去不了。”大劉這才知道局勢有多麼嚴重——南宮縣曾經是冀南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可現在竟然已經成了敵佔區。

這是抗日戰爭中最困難的時期，在這以後的近一年時間裡，華北的抗戰形勢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據地來說，1938年以前，雖然大城鎮被日本人佔領著，但他們沒有精力顧及交通線以外的地方，在許多鄉村，既見不到國軍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帶”；1939年，日軍把軍事“清剿”的重點放到了華北，八路軍隨即在1940年實施“百團大戰”，與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到了1941年，雖然日偽軍的“掃蕩”日益頻繁，但抗日軍民仍然能與敵人進行抗衡。當時，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話，那麼敵佔區佔兩份，根據地也佔兩份，其他地方是游擊區，白天聽鬼子的話，晚上由八路軍說了算。

1942年開春的形勢還不錯，大家都知道美國人也來幫忙打小日本了，上級還傳達精神說要準備進行反攻。那時候，兒童團站崗查路條，開口就問“今年是什麼年？明年又是什麼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準備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滅小日本”，還真會被當做奸細給抓起來。

可是，“四二九大‘掃蕩’”卻使得局勢急轉直下，八路軍、游擊隊以及共產黨的基層組織和群眾團體都受到了空前嚴重的破壞。冀南區黨員數量從四萬人銳減為兩萬人，大批區、鄉、村機構變質成為資敵政權。除極少數地段外，根據地大部分淪為敵佔區或游擊區，抗日救國活動陷入停頓，《冀南日報》、《救國》、《群眾》等抗日宣傳物全部停刊。

人們普遍感到悲觀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雖然嘴上不說，可心裡確實有點發虛，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離開了抗日隊伍。

騎兵團的傷員被安排在棗南縣，這一帶也不安全。四周圍，碉堡據點星羅棋佈，封鎖溝牆縱橫交錯，用“出門過道溝，抬頭見炮樓；夜夜聽槍聲，天天跑敵情”來形容，真是一點也不誇張。白天，日偽偵緝隊、便衣隊來來去去，見人就查“良民證”；晚上，公路邊的電線杆上都掛著馬燈，鬼子發現人影就開槍。從5月份到10月份，敵人連續發動多次“清剿”，挨家挨戶地搜捕八路軍戰士和共產黨幹部，田野上和道溝裡經常可以看到遇難烈士的遺體。

第十二章敵後養傷（2）

劉春雷養傷的地方在小於莊①，這裡屬於游擊區，除了保（鄉）甲（村）長，還有偽維持會。保長、甲長是由當地“推舉”產生的，偽維持會的人是日偽政權委派的。他們在表面上替鬼子辦事，暗地裡也時常幫八路軍做工作，所以被稱為“革命的兩面派”。不過，既然是兩面派，就難免有搖擺性，形勢好一些，他們就靠攏八路軍一些；而如果鬥爭形勢過於嚴峻，他們就倒向了日偽一邊。所以，八路軍對待他們，要既利用又提防。

傷員是由“基本戶”負責照顧的。這些人家並不一定是黨員軍屬，大多是忠厚老實的普通百姓。那時候，真正的黨員幹部家屬有的被抓，有的被殺，家門口被偽維持會掛上了紅燈籠，鬼子、漢奸一天來八趟，根本就沒辦法收留八路軍傷員。

劉春雷住在一戶姓舒的人家，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膽小怕事的人，自從八路軍傷員進了門，舒家的老人就沒有踏踏實實地睡過覺，成天擔驚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點動靜就誠惶誠恐、心神不寧。大劉原本住在舒家的廂房，後來看見他們難受的樣子，實在過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廟裡去了。

大劉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當時，鬼子對待收留八路軍的人家，不僅要打要殺，還要燒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業，也是生活的基礎，對農村人而言，一是怕沒有土地，二是怕沒了房子。劉春雷實在不願意因為自己養傷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裡養傷，實際上是瞞不過村民的，只不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