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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對世界的荒謬的意思。 我實質上是微不足道的政治革命者,在我們的政治革命中我是很不積極的,我甚至用精神上的革命起義來反對這種政治革命,有時,我覺得這些政治革命是精神上的反動,我在這種革命中發現了對自由的厭惡,對個人價值的否定。 我一直有著兩重性,我既有革命性又保有貴族的天性。 奇怪的是,這種兩重性從沒引起與我的性徵相反的相應分裂。我從小就不能接受世界的秩序,不能服從世間任何東西,我總是由這樣的特點中看到自己革命性的根源。由此已經可以看出這種革命性寧可說是個人的,也不是社會的,這是個人的起義,而不是人民群眾的起義。 在我的稟性中永遠具有造反和抗議的因素,這種因素反對革命中的奴隸制。 在共產主義革命的緊張時刻,有一次,一個對蘇維埃政權持機會主義的適應態度的以前的革命家對我說:“按本性來說,您是革命者,而我完全不是革命者。”很明顯,他指的是我的不調和性,不適應性。 不依賴性和不適應性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我沒把它當作什麼特殊的優點。 當人們對我說我的某些文章和某些觀點是勇敢創新的時候,我甚至感到奇怪。 對於所謂的“社會輿論”我終身都是絕對蔑視的,不論它是怎樣的,我從來沒有重視過它。 對我來說,甚至不存在對待“社會輿論”的態度問題。 很難用政治來說明這種“社會輿論”方式的特點,革命的政治有自己專橫的“社會輿論”

,由於這種“社會輿論”

,奴才們便依附於職業革命家。實際上,我厭惡那種把人的存在拋於它自身之外使之客體化的最可惡形式的政治,它永遠是建立在惡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