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芮恩施就終止了這個令人不愉快的話題，正式詢問中國對於日本此次行動的意見和態度。

“荷屬東印度……”我假裝思考了一下，“那裡與中國無關，不是嗎？”

芮恩施搖搖頭，在談話上兜圈子，可不是他的長項，“荷屬東印度與中國的關係不大，但日本的動態，很是讓人擔憂。難道中國對此也不關心嗎？”

這個問題，我就不能說不關心了。

端起杯子，我吣了口咖啡，苦澀中透出一股醇香。

考慮好如何組織語言，我才開口說道：“日本的武裝，已經開始好些兒年了。”

我停了一下——這話有點兒不好說，才繼續接下去，“武器製造出來，總歸是要使用的……從去年起，中國經濟的情況也不是很好……”

我說的有點零散，足以讓芮恩施明瞭我的想法。

我覺得自己說的已經夠多的了，就直接表明了中國的態度，“因此，中國對於日本的行動，不贊同，也不反對。對日本與荷蘭之間的戰爭，中國將保持中立立場。”

芮恩施不由得沉默了，他靜靜地看著我，好似要直接看到我的心裡。

我也不很在意，平靜地看向他。

氣氛有點尷尬。

沒一會兒，我們就都笑了出來——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些話不用說出口，彼此就都知道了。

芮恩施笑了一會兒，忽然有點兒悲傷，嘆息道：“我們都會為此付出代價的！”——他的聲音低沉，宛如在陳述預言。

我卻不以為然，“保羅，代價遲早是都要付出的。如果不想將來付出代價，那現在就要付出！

人，總是要死的。”

芮恩施突然間想起了什麼，疑惑地問我，“難道你的‘調節論’也……”

“調節論”是我提出的一種經濟理論，其實就是說“政府要對經濟宏觀調控”的理論。西方又把他稱為“騎手論”，形容政府就像騎手，經濟就像駿馬，駿馬的賓士有著其自身規律性，騎手不能夠代替駿馬，掌管一切，卻也不能讓駿馬任意飛奔，要在關鍵時刻起到引導調節作用。

在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唯有中、俄兩國飛速發展。西方國家自然不願意接受蘇聯的計劃經濟理論，便把宏觀調控理論奉為圭皋。多數國家都採用了，或者部分採用了該理論，但效果沒有中國好。美國也是大規模基建，投入不比中國少，效果卻相去甚遠。

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是個落後國家，大規模基建投資，仍然是生產性投資，不僅為生產發展奠定了基礎，完成的基建還提供了相當可觀的就業機會。而美國投入的基建，很多都是與生產無關的，娛樂休閒的公共設施。

芮恩施沒有繼續說下去，我卻已經明白他的意思我搖搖頭，調節論又不是萬能的，我也不是機器貓，經濟這麼高深的東西，我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

這些年來，中國跌跌撞撞的發展到今天，已經讓我大喜過望了。原來中國的經濟總量不大，市場前景廣闊，就像在院子裡騎腳踏車，怎麼樣問題都不大，我自可以駕馭它，現在麼……我能夠保持它現在不翻車，就已經筋疲力盡了，還談什麼駕馭。

接下來，我唯一能夠延緩經濟危機的手段，就是更換軍備——中國的陸海空三軍也該進行次大換裝了。

芮恩施看我，是想對我說，中國當初不應該武裝日本的。但是他也清楚，我會如何回答他。所以，芮恩施乾脆就放棄了廢話。

如果芮恩施說了，我會毫不猶豫的頂回去，在美國全力武裝德國的時候，你跟我說什麼亂七八糟的。

沒錯，中國在武裝日本，美國在武裝德國。

這沒有什麼可希奇的，也不是天方夜談。

美國、蘇聯、英國都在地武裝德國，就連德國的夙敵法國，也在為希特勒而添磚加瓦。

華爾街的資金促進了德國工業的壟斷，美國人堂而皇之的坐進了德國卡特爾的董事會。然後，華爾街的借款便湧入德國，被希特勒用來，從美國購買軍火、戰略資源和技術，杜邦、洛克菲勒、摩根、福特等都同德國簽訂了鉅額定單——後來在戰爭中，美國海軍部長都承認是美國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進的飛機發動機。

經濟危機使資本的出路沒有多少選擇。美國人為了獲得利潤，堅決反共的福特都不惜同蘇聯人合作，也就不差德國人了。

自然，早有準備的中國商人，也在德國軍火貿易裡佔據了小小的一份。中國有著充足的戰略資源，也願意與德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