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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在採取行動時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善於抓住時機為自己的行動取得合法的名義，然後不斷地在其中摻雜“私貨”，一步一步地在“合法外衣”的掩蓋下向著更為戰略性的目標靠攏。回顧日本90年代初以來的防衛體制變革歷程和日本政界主流的防衛政策思想，我們不難發現，海外派兵的實質性鬆綁也好、放鬆武器使本書轉載拾陸K文學網用的自衛隊“自衛”定義修訂也好，或者是擴大日本中央政府的軍事行動權力也好、還是加強日本軍事力量的戰爭能力也好，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和想法，其實早就進行了醞釀和鼓譟，早就構想好了準備採取行動進行諸多“突破。”不同的時期，日本會非常巧妙地利用所謂的臺灣問題、朝鮮導彈和核計劃問題以及反恐問題，借題發揮，大做文章。但對日本的政治家來說，這些問題，卻都只是籌碼或者“機遇”，而不是這些問題使得日本不得不想要推行新的防務戰略。

9。11事件後，反恐成為了“國際貢獻論”新的支柱。2001年12月反恐特別行動法案的透過，打破了日美安保同盟只著眼於“周邊事態”的原有規定，而將美日軍事協力擴充套件到全球範圍。2002年10月朝核危機出現後，日本政府更是“如獲至寶”，在抵禦和防範朝核威脅的藉口下，打破傳統防務政策“禁忌”，加速推進日本防務政策和防務力量新的轉型和發展。2003年６月６日，日本參議院最後透過的“有事法制”三法案，表面上是應對朝核問題和朝鮮威脅的措施，但實際上，從1977年福田內閣開始，“有事法制”就開始提出。1999年“周邊事態法案”透過後，“有事法制”就開始加速立法過程。反恐也好、還是朝核問題也好，都不過是日本90年代以來既定的防務制度和防務力量變革的“臺階。”

從日本今天的防衛政策的變化再回過頭去看日本90年代防務問題的政治歷程，我們不禁感嘆日本政治的這種“預謀在前、行動在後”的高深技巧。1993年，小澤就提出了國家強大就必須取消“專守防衛”原則的“修憲論”；1998年，龜井靜香就開始公開主張“普通國家論。”只不過短短几年的時間，小澤和龜井當年的言論就幾乎已經變成了現實。1999年，當時曾揚言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的防衛廳政務次官村上因為“失言”而被迫辭職；現在，同樣公開主張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的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卻安然無恙。如果再讓我們看一看日本現任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曾說過日本也應有權“先發制人”時，恐怕只能這樣設想：石破的觀點究竟需要多長時間就會被日本政界真的變成實際的防衛原則？

各國本來完全有權決定自己的防衛政策以及自身防衛力量的建設方針，其他國家似乎本不應該過於“敏感。”但日本防衛力量的發展和防衛體制的轉型，卻是中國人乃至整個亞洲都必須高度警惕和防範的問題。其原因不僅來自於中國等亞洲國家曾是日本侵略戰爭受害國的悲慘歷史，更是因為日本直到今天依然偏執、依然頑固、依然缺乏自省意識的錯誤史觀。日本右翼政治勢力一而再、再而三發出的否認侵略歷史、崇尚軍國主義時代的所謂“日本精神”以及今天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都讓我們不得不對日本軍事力量長足發展後究竟將在亞洲地區和平與穩定中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產生難以消除的疑慮。

７月24日，筆者在接受日本朝日電視臺採訪時，曾被問及一個問題：華夏認為日本軍事力量怎樣發展才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筆者的回答很簡單，日本有權做出自身的防衛力量安排，作為一箇中國人，我最關心的不是日本單純增加了幾艘軍艦，或者新增了多少飛機，而是日本防衛力量的使用原則以及日本防衛政策的戰略內涵。如果日本繼續堅持錯誤史觀，繼續強調日本在世界事務中毫無正義原則地扮演美國軍事幹預行動的忠實追隨者的角色，在臺灣問題上繼續保留濃厚的“皇民情結”，日本防衛政策的一舉一動，都將永遠是我們關注的物件。

第四章　第三百三十四章　盜墓（一）

日本政治在採取行動時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善於抓住時機為自己的行動取得合法的名義，然後不斷地在其中摻雜“私貨”，一步一步地在“合法外衣”的掩蓋下向著更為戰略性的目標靠攏。回顧日本90年代初以來的防衛體制變革歷程和日本政界主流的防衛政策思想，我們不難發現，海外派兵的實質性鬆綁也好、放鬆武器使用的自衛隊“自衛”定義修訂也好，或者是擴大日本中央政府的軍事行動權力也好、還是加強日本軍事力量的戰爭能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