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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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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背趙家

我的故鄉是南昌縣向壙鎮沙潭鄉山背村。儘管我至今還沒有在那裡住過一天,但那裡卻有著我的根,我的祖祖輩輩曾在那裡生活過。

這裡離南昌城區約60里路,一條大路從村邊經過。我每次乘車路過時,都要舉目遠望,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屋座落在河的兩旁。我幼年的時候,父親帶我回過一次老家。父親告訴我,河是新修的,以前沒有,老家有不少房屋,在修河時拆掉了,再也尋不到昔日的任何痕跡。父親打聽了幾個熟人的名字,都已經不在了。不善言談的父親沒有久留,帶著我很快就離開了這片度過了他童年少年時的地方。

父親是16歲那年背井離鄉的。

祖母曾經在告誡我們時絮絮叨叨地談起過當年的事情,在她斷斷續續的述說中我對家史有了一個大致的瞭解。

曾祖父叫趙明仁,並沒有在家鄉種田,而是在南昌城裡的廣潤門外公成和雜貨店當店員。祖父趙乾元繼承父業,也被安排在廣潤門外陸糕餅店當店員。他們在山背村老家有房屋、有田地。田地租給別人耕種。

在我小時侯填寫各種履歷表時,總是在家庭成份一欄裡寫上“貧民”。家鄉土改時,我們家在南豐,當時劃成份時定下什麼,也從未打聽過,母親估摸著讓我填上“貧民”。我年輕時曾在德興農機廠擔任團支部書記,寫過入黨申請書,農機廠曾派人到老家調查我的家庭成份。以後我的入黨申請遲遲沒有下文,以至於不少團支委都入了黨,而我這個書記仍然沒有批准。最後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次調查結果是“小土地出租”,而並非“貧民”。隱瞞自己的家庭成份這在當時是大惡不赦的,這樣的人怎麼還能入黨呢?其實這是天大的冤枉,按照政策規定,解放前三年,家裡幹什麼就是什麼成份,我家1939年就離鄉背井去逃難,顛沛流離謀生存,土地早就沒有了,怎麼能劃為“小土地出租”呢?無處申辯。

祖父趙乾元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留下孤兒寡母艱難地過日子。父親13歲那年,由本家介紹到南昌城裡民德路李生祥店裡當學徒。當了兩年多學徒之後,一場災難降臨了。這是一場全民族的災難。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在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製造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慘案。中國軍隊企圖抵抗,組織了武漢會戰以圖阻擋日軍進攻的步伐,然而無濟於事。武漢會戰之後,1939年3月,岡村寧次調集日軍三個師團和一個混成旅團,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舉家逃難。

位於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軍進攻南昌的必經之路,鄉親們像無頭蒼蠅一樣隨著人流逃竄。

祖母帶著兩個兒子和一個養女離開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歲已大,又捨不得自家的房屋,堅決不肯離開家鄉。3月17日,日軍開始進攻南昌,山背村被日軍放火燒燬,留在家裡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為了灰燼。後人只是在影視中看到過這一幕,而這一幕,卻是真實存在的,是祖母反覆唸叨過多次的,是從小就銘記在我心中的。

逃難的人群是最後一刻離開村子的。我想,如果有足夠的時間,絕對不會把老人留下後輩們自己逃命。當時的情景是哭天搶地、呼爹喊娘、驚慌失措、失魂落魄,田地可以拋棄,房屋可以拋棄,財產可以拋棄,所有的人只剩下一個唯一的慾望,那就是活著。

留在沙潭老家沒有去逃難的只有從小送給鄧家村做童養媳的姑姑。姑姑雖然從小離家,卻有著和祖母一樣的相貌和品行,連說話的聲音都很相似。鄧家村不像山背村那樣緊靠公路,而是離鎮上還有數里路交通不便利的一個小村子。記得小時侯父母帶我第一次去鄧家村,是一個霪雨紛紛的日子。汽車到沙潭鎮停下,我們開始步行,問路人“鄧家還有多遠”,得到的回答是:“上了壋很快就到。”(壋是向塘方言,即堤。)我們三個人打著傘,冒著大雨,在泥濘的壋上走著,走了好長一段時間,仍然沒有看見鄧家村的影子。母親埋怨說:“上壋上壋,今天還真上了當。想不到鄧家這麼遠。”姑姑一家人見我們遠道而來,又是第一次登門,趕緊殺雞弄飯招待。我們在狹小的農家小屋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告辭。這以後,姑姑就成了我們家的常客,每年她都要進城,帶上幾樣農家小吃,來看望自己的親生母親和兄長一家。

在一次初中老同學的聚會上,我無意中詢問趙潤寶老家在哪裡,他的回答讓我驚喜,原來我們的祖籍是同一個地方,我們是本家。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