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理想，毀掉了閱讀的純粹性，是粗俗的。它暴露出對傳記所懷有的一種低階趣味：對某些人來說，這是對書呆子實施的一種報復行為。

托馬斯·曼看上去的確像一位莊重的老文人。對蘇珊來說，他很像他擺好姿勢拍下的照片（曼傳記裡的照片上他在笑，沒擺姿勢，幾乎與普通人一樣）。他極為嚴肅，說起話來語速極慢，桑塔格還是第一次聽人講話這麼慢。談話經常冷場，儘管梅里爾和蘇珊獲得了機會，當面向曼表達了對其作品的酷愛之情。蘇珊擔心他會問到她沒看過的他的作品。好在他沒有問。他謙和、得體，也令人感到乏味。桑塔格記得，他講話好象寫書評。她更感興趣的是他的藏書，不是他這個人。他將話題轉到他們的學習情況時，蘇珊快難以忍受了。這個身材高大威嚴的人對她那可怕的中學教育能夠知道些什麼呢？他知道駕駛員教育課程嗎？他知道老師佈置學生閱讀《讀者文摘》嗎？知道亂扔在學校草坪上的安全套嗎？他知道躲在隱秘處賣大麻香菸的奇卡諾　男孩嗎？他知道她的一個同學持槍搶劫加油站嗎？

北好萊塢中學有一條漂亮的拱廊和一個院子，因此有點大學校園的味道。一九四七年，蘇珊入學時，全校有兩千多名學生。蘇珊當了一年校報——《拱廊》——編輯，同時也擔任“出版總幹事”。她以政治和校園生活為題撰寫社論，同時寫影評。她主張一種得到兩黨支援的外交政策，主張致力於發掘新的聯合國的潛力，這是一個機構，旨在避免“侵略與綏靖政策之極端”。有些人認為應當“在別人向我們扔炸彈之前，先將炸彈朝他們扔過去。”桑塔格痛斥這種心態。有人認為每個*者都是共產黨人，她對這一歇斯底里的*表現表示痛心。她非常理解讀者，向他們推薦奧利維爾（Olivier）的《哈姆萊特》：“如果你們哪個人認為它令人感到厭倦，或者學術性太強，那麼，你很可能會改變主意。……在這部片子裡，有大量吸引人的情節和動作，足以填滿一百部好萊塢片子。”她也喜歡《紅河》（Red　River），說該片“展示了一個魅力無限的西部……有＇蒙哥馬利＇懸崖和一萬頭牛的特寫鏡頭。”她還發表了一首謎樣的詩，令人想起她孤獨的感受力：“凝眸靜謐……/再吸氣呼氣。”

別處的一個世界（4）

但是，她別的投稿沒有什麼美學的或者土星式的味道，相反，它們是清醒、真誠、關心公益事業的。與桑塔格合編《拱廊》的瓊·庫蘭記得和她合寫過一篇社論，提議學校附近安裝交通燈，引起了地方當局的關注，並採納了她們的建議。羅伯特·洛記得，蘇珊在一節課後，會來他的教室，與她的導師、校報顧問、二十五歲的塞達·加拉佩迪安認真討論很長時間。蘇珊和加拉佩迪安小姐似乎忘了時間，一直討論到第二節課——洛和他的一些同學開心死了，他們巴不得英語課推遲上課。蘇編輯在代表畢業生所作的告別辭中盛讚加拉佩迪安：“讓我們將粉紅色矮牽牛花獻給加拉佩迪安小姐——我們那白裡透紅、光彩照人的師長。我們大家都極其粗心，都具有惡魔般的幽默感，她一一照單全收。”

蘇珊知名度越來越高，使得她在總幹事位置的競選中勝出；她是三個候選人之一。這也讓她在學生會有了一席之地，是範·赫斯特提的名，因為她注意到蘇珊的功課是全優，而且《拱廊》記者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願意為你們的利益而辛勤工作，我相信，蘇·桑塔格是這個工作的最佳人選。”她幾乎一直被稱作“蘇·桑塔格”，她寫文章也是這樣署名的。

蘇·桑塔格沒有掀起什麼波瀾。她任期內的學生會主席——阿特·索爾——不記得她。其他學生只模糊地記得是有這麼一個非常舒服（如果說不太友好）的同學。但是，那些記得她的人則記得非常清楚。梅爾·羅斯曼回憶說：“她是我的初戀情人，儘管我是單相思。”羅斯曼見到桑塔格的時候已是北好萊塢中學畢業班學生，他並不知道她比他小，她看上去是那麼成熟。弗雷德·馬戈林（除了校報上的文章，蘇珊·桑塔格別的作品他一個字都沒有讀過）記得“好看的”桑塔格是學校少數幾個猶太女孩之一，她這個人“總是獨來獨往，從不隨大流”。當時，她常常見馬戈林、梅爾·羅斯曼，以及其他一些同學，包括一位馬戈林記得是名直率的共產黨女孩。“不管是什麼原因，”馬戈林說，“我對蘇珊的記憶一清二楚。蘇珊笑的時候，那可是滿屋生輝啊！”他記得，只要天氣允許，她總是穿雨衣。“她會大步流星地走過，而不是漫步。她不需要趨附什麼人，她非常自信。”她不打情罵俏，沒有男朋友，不出去約會。用馬戈林的話講，她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