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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

對任何民族獨立的騷亂,奧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國的同情。它在義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動,激起了所有階級對哈布斯堡“獄吏”的反抗,這轉而對幾十年以後的拿破崙三世有利,當時那個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夠幫助加富爾[9]把奧地利人趕出北義大利。同樣,哈布斯堡帝國出於經濟原因不願參加德意志關稅同盟,而憲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這些情況使許多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灰心喪氣,他們於是開始謀求普魯士的領導。甚至連通常支援維也納鎮壓革命的沙皇政權,偶爾也發現自己比奧地利更容易對付民族革命:在19世紀20年代,亞歷山大一世與英國合作,不顧梅特涅的一切反對去支援希臘獨立的政策,便是證明。

事實是,在一個民族日益覺醒的時代,哈布斯堡帝國表現得越發不合時宜了。有人已經指出,在其他的每個大國中,

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語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國人講法語,同樣比率的法國人至少在名義上信仰天主教。10個普魯士人中有8個以上是德意志人(其餘大部分為波蘭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7 000萬臣民儘管包括了幾個值得注意的少數民族(500萬波蘭人,350萬芬蘭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脫維亞人,300萬混雜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 000萬人既是俄羅斯人,又是東正教徒。英倫三島的居民中90%操英語,70%為新教徒。像這樣的國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們具有內在的凝聚力。對比之下,奧地利皇帝統治的是一個民族大雜燴,每想到這種情況,他就必定會呻吟不安。他與其800萬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這多一倍的人是這種或那種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羅塞尼亞人、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還有500萬匈牙利人、500萬義大利人和200萬羅馬尼亞人。這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根本沒有答案。

被視為帝國中“即使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建制、也是最重要的建制之一的”哈布斯堡軍隊,也反映了這種民族的多樣性。“在1865年(即為稱霸德意志而與普魯士進行一場決定性衝突的前一年),在其軍隊的花名冊上有128 286名德意志人、96 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 700名義大利人、22 700名斯洛維尼亞人、20 700名羅馬尼亞人、19 000名塞爾維亞人、50 100名羅塞尼亞人、37 700名波蘭人、32 500名馬札爾人、27 600名克羅埃西亞人和5 100名其他民族。”雖然這樣組成的軍隊幾乎與印度王公下轄的英國…印度部隊一樣具有多種膚色和多樣化,但它與同源性高得多的法國和普魯士軍隊相比,也具有一切不利條件。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10)

這種潛在的弱點又伴隨著缺乏足夠的資金問題,這部分是由於帝國內徵稅的困難,但主要是由它微不足道的工商業基礎引起的。雖然現在歷史學家談論1760—1914年的“哈布斯堡帝國的經濟振興”,但實際情況是,在19世紀的上半葉,工業化只在某些西部區域——如波希米亞、阿爾卑斯山脈各地、維也納周圍——出現,而帝國的較大部分地區相比之下依然沒有觸動。因此奧地利本身進步了,但作為整體,帝國在按人口計算的工業化、鋼鐵生產和蒸汽動力能量等方面,卻落後於英國、法國和普魯士。

更有甚者,法國戰爭的費用“在財政上耗盡了帝國的元氣,使它背上了大量公債和貶值的紙幣的包袱”,這實際上迫使政府把軍費開支保持在最低水平上。1830年,軍隊的撥款只相當於總歲入的23%(1817年為50%),到1848年,其份額已下降到20%。當危機出現時(如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增撥的軍費就得到批准;但其數量從來不足以使軍隊達到滿員的程度,而當看到危機行將結束時,增撥款項很快被削減。例如,1860年的軍事預算為億弗羅林,到1863年下降到億,在1864年與丹麥的衝突時增至億,但在1865年被大幅度地削減到9 600萬——這又是與普魯士交戰的前一年。以上這些總數都跟不上法國、英國和俄國的軍事預算,或者稍後的普魯士軍事預算。奧地利的軍事行政即使用19世紀中期的標準來衡量,也是腐敗無能的,由於這個緣故,所撥款項的使用不是很得當的。總之,哈布斯堡帝國的武裝部隊根本不能承擔它應召去進行的戰爭。

這一切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