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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２０年，中國經歷了力量快速增長的過程。如何看待這一過程以及如何評價這一新興力量，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但這些分歧並沒有減少人們對中國的興趣，相反地，中國越來越深入地進入了人們的〃問題意識〃之中。比如，圍繞人民幣匯率展開的曠日持久的辯論，中國紡織品引起的貿易爭端，中國旺盛的能源需求導致的全球價格的上漲，歐盟對華軍售在歐美之間造成的裂隙等等，都顯示著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輿論的中心。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有一次向我談起他認識的一位美國學者，這位學者說，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都發生在中國，而他所在的波士頓則成了世界的邊緣。這句話雖然有點誇張，但是也確實道出了當今一個重要的事實，不僅對於社會學是這樣，對於國際關係學來說，同樣如此。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力量增長最快，同時被西方看來也是最難以把握的國家。即使拋開意識形態不談，中國作為全球性大國的崛起，也會導致全球地緣政治經濟形勢的革命性變遷，二戰後形成的國際體系的重組勢所難免。大國博弈中的〃中國因素〃，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變數。

本書在國際關係的框架中討論中國力量的增長，這一主題包含兩個方面，即（１）這一新興力量對國際體系的意義和（２）中國自身如何駕馭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獲得的力量。我認為後者更為重要一些。考慮到我們國家一百多年來的轉型歷程，這個問題或許稱得上是本世紀我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對於２１世紀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生死問題（我曾經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把國際關係學稱為〃生死之學〃）。如果說在９０年代，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問題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那麼決定中國命運的下一個關鍵問題將是〃和平還是非和平〃。這讓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還是毀滅，那是一個問題〃。不恰當地套用顧準先生的表述，則是〃娜拉出走後怎麼辦〃的問題：經濟學考慮的是中國經濟如何增長，考慮的是財富的創造和分配，而國際關係學考慮的則是中國增長著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國際權力體系中和平地生存與發展。這兩個問題當然是聯絡在一起的。市場化道路帶來了力量的增長和社會結構的重新塑造，而這些又會外溢進國際體系中，從而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帶有鮮明的國內特徵。比如，力量在國內的不均衡分佈就具有重要的國際含義：新崛起的精英集團對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動著中國崛起輿論的形成，而在市場化程序中利益相對或絕對受損的集團，雖然缺乏實際的力量，但經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認同力量的價值觀。

力量的世界觀對於我們這個有著帝國傳統和帝國記憶的國家來說，是很有市場的。力量強大的時候，我們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捱打的時候，我們則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法則，試圖用參透了的〃森林邏輯〃還擊對手，國家間關係中平等的觀念其實一直相當稀薄。人們總是說，勝利者的勝利，是因為勝利者有著更強大的力量。實際上，在力量的背後是制度和文明的競賽。制度生產力量。制度也生產對力量的控制。在國家間的競爭中，最終落敗的國家，其失敗，不是因為制度生產不了足夠的力量，就是制度生產不了控制，有時二者必居其一，有時則兩者同在。力量強大固然不錯，但如果沒有對力量的控制，再強大的力量也還是不夠強大；力量雖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夠控制，弱小的力量就會尋求與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標，從而也可以避免失敗。對於２１世紀的中國而言，如何對待和使用自己新獲得的力量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近百年來，中國最大的命題，借用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話，就是如何透過〃歷史三峽〃。檢討近代中國的歷史，我相信，確實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世界歷史邏輯之手，指揮著中國的歷史程序，對中國的命運施加著巨大的影響。２０世紀的中國歷史，清晰地呈現出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國的觀念形態與世界主要的意識形態一起漲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