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谷，鳥獸蟲魚，日月列星，風雨水火……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書法大家丁文雋說，草書“欲其精妙，必須先有奇縱之氣，盤亙胸中，躍躍欲出，然後落筆，始能得鴻飛獸駭之姿，電掣風飄之勢。張旭多乘醉作草，非無故也”。《書法精論》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版第107頁。

張以國說得更深：“張旭不是在‘澄神靜態、端己正容’”的“理性狀態下作書，而是在充滿了激情、非理性狀態下揮灑，尤其是他在酣醉的時候作草，就如同在夢境裡遨遊，為同鬼神一樣的出入，所以我們很難把握。”對這種無意識創作的意義，熊秉明分析得很透徹，他說：“他所顯示的生命在酣醉的樣態、意識、潛意識、情感、想象都紛然組成不可預測的韻律，最熾熱、最酣歡、最有創造力的狀態。這時候，理性的控制和拘謹喪失了，潛意識中所壓抑的、積藏的、生命之原始的、基層的，得了暢然的吐瀉，酒不是消極的‘澆愁’、‘麻醉’，而是積極地使人的精神獲得大解放、大活躍，在清醒時候不願說的，都唱著、笑著、喊著說出來。清醒時候所畏懼的、誠惶誠恐崇敬的、聽命的都踏倒、推翻，正是杜甫《飲酒八仙歌》所讚美張旭的‘脫帽露頂王公前’。”《書法：心靈的藝術》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