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李敖就跟著數，數到三十多下，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開刀開啟一看，盲腸已爛，割下後為了清膿，就插入了兩根皮管，不能馬上縫合傷口，而是每天換藥引流，住院的另一個病人也是胸膜炎，每次換藥都是大喊小叫，而李敖則很熬得起疼痛，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時腿軟得已經走不動路了。

西醫救了李敖一命，這深深地影響了他對中國醫術的看法，並導致他成年後就醫術發表了很多驚世駭俗的看法。李敖對中醫持堅決否定的態度，甚至要求“廢止中醫”。他曾這樣說過：“任何大腦清楚的人都會知道中醫根本和正統醫學相去十萬八千里。在正統的科學醫學面前，中醫所用的‘術’是道道地地的‘邪術’，所有的‘方法’是名副其實的‘不正確方法’。”

他認為自己小時候的這條命就是西醫救的，如果信中醫，恐怕就沒有現在這個曠世奇才李敖了。

實際上在當時的李家，圍繞著李敖的病是看中醫還是西醫的問題也有過激烈的鬥爭，聽說要在肚子上開刀，李敖全家一致反對，爺爺、奶奶、姥姥等都堅信中醫可以看好，為

什麼要給西醫動刀，大家七嘴八舌，使李敖的爸爸也很為難。幸虧關大夫說：“開個刀沒關係，如果不是，縫起來就是了。”這才決定開刀。

李敖病好後，李敖的父親高興自己的正確決定，使李敖大病不死。李敖爺爺、奶奶對西醫的高明也沒有話說，但還是認為如果給中醫看，照樣看得好。

李敖後來為此感嘆說：“可見中醫觀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盲了。這種觀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李敖得盲腸炎時，還沒有盤尼西林等名藥，所以割盲腸要算大手術了。所以李敖一直很懷念這位名醫關大夫。

與西醫關大夫相對，李敖小時候還接觸過一箇中醫大夫，而且對中醫那一套做法很有體會。他後來回憶說：“我們的家庭醫生也有一位中醫，也住內務部街，叫周慕新……能說善道。我見過的中醫都是能說會道的，中醫要博取人們的信任，這是噓頭之一。中醫看病外科全不行，內科又沒有x光、心電圖、聽筒等器材，除了把脈，其他就全憑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會吹是不行的。

“媽媽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後，懷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老四是個男的，結果又是女兒、全家失望。

“為了平息這一失望。四姐從小便女扮男裝，剪光頭髮，身穿短褲，一派傻小子的模樣。也許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風也全部男性化，頑皮異常。一天她在兩個沙發中間盪鞦韆，不小心摔個倒栽蔥，得了胸膜炎，昏迷不醒，西醫都說有生命危險，最後德國醫院的醫生為她打了一針，說如果再沒效、就沒救了。回家以後，沒有起色，只好準備後事。這時周慕新出現了，弄來蠍子、壁虎之類一大堆，熬了藥，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智逐漸恢復，周慕新堅持是他的草藥功勞而非西醫那一針的功勞。大家也就信他。

2．顛沛流離（4）

“不幸的是，四姐此後每次吃飯，嘴嚼一下東西，就一隻眼睛睜大，一隻眼睛不睜大，同她吃飯，看她眼睛與嘴巴同步動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當然是不再剪光頭髮以後，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飯時候別具隻眼，此周慕新之遺愛也。”

1943年暑期將滿，李敖即將隨父母姐妹離開太原，這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爸爸被捕了，而且幾乎因此送命。

一天晚上，李敖和父母及二姐、六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車。小傢伙們都很興奮，因為爸爸平時太忙，很少和孩子們在一起，爸爸教書時有個綽號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講課有吸引力。爸爸講的故事特別好聽，在火車上可以一邊聽爸爸講故事，一邊吃著隨身帶的小零食，像山西無核葡萄、花色餅乾、葡萄乾和糖果等，別提多愜意了。但李敖和二姐在上車前卻好象意識到要出什麼事了，因為爸爸與前來送行的下屬談話的神氣非常嚴肅，但孩子畢竟是孩子，誰也不會想到其他方面去。

火車離開太原後不久，就有個穿軍裝的日本人帶著幾個憲兵和翻譯，與爸爸不斷交談，爸爸臉上絲毫沒有笑容。只聽爸爸問：“能否先將家眷送回北京？”但看樣子被日本人拒絕了。最後爸爸對媽媽說：“我們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車。”外面正下大雨，當時以為火車要出軌才讓大家下車。沒想到在磅礴的大雨中下車的，除兩個日本憲兵外，只有李敖一家人。一行人在泥濘昏暗的街道上艱難地向前走著。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隻手拿著個紙燈籠，另一隻牽著二姐的手；媽媽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