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胡秋原的官司是李敖一生連續不斷官司的序曲，但卻在他打的官司中最無聊、時間最長但也最能顯現其性格的官司。

胡秋原控告李敖的罪名是：“（李）從頭到尾用嬉笑惡毒字句，意圖毀損我的人格與名譽。其手段有四：一是利用二十八年前早巳解決的福建之事，再任意匿飾捏增；辱罵‘叛國’、‘閥變餘孽’與日本‘合作’；二是盲目指我在《讀書雜誌》時代是‘左派’（###之稱）；三、以此二者為骨幹，名為根據我的文章，實則用‘變造他人文書’的犯罪手段，然後曲解，將我參加過的事情，乃至###的事情，一律指為###的運動，‘幫助敵人’；四、及我對政府質詢他們誹謗國家之怪書，他們誣為‘無恥’和‘興文字獄’。’”

胡秋原狀告李敖等三人，引起了輿論的非議。如10月8日的《自立晚報》上就發出這樣的社論：“……涉訟公庭要賴法律來評判是非，我們更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法律或許可以裁決一遭勝訴一造敗訴，可是中西文化的論戰，難道能憑法律裁判誰直誰曲，得出一個結論嗎？”但是胡秋原既然堅持要法律解決，李敖也就“客隨主便”，但他沒有錢請律師，於是就自己買了一些法律的書，自己先備戰起來。

但這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先是居浩然聽從太大意見，跟胡秋原私下和解了。蕭孟能也受了親朋的壓力，有私下和胡秋原和解的打算，但李敖說：“我的態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們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的，也不要和的。我那時二十七歲，很年輕，也很堅定。我認為，我遭遇的，是‘是非’問題，不是‘人情’問題。在‘是非’上，我沒有錯；在‘人情’上，為了真理，我六親尚且不認，何況非親非故的胡秋原和非親非故的蕭孟能呢？我又認為：我出道寫文章以來，就準備殉道，我絕對對我寫的任何一個字負責任，並願面對考驗與審判、打擊與監獄，我是不怕的。和事老們都是蕭家的朋友，他們包圍了我，力勸我和，說不要道歉，只要宣告所說不實，表示遺憾即可。我說不行，我所說的都是實的，也無憾可遺，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這樣，官司打下去了。

在法庭上，李敖顯得鎮定自若，有問必答，不問不答，問一答一，絕不多答，胡秋原是暴跳如雷，蕭孟能是裝傻。　李敖如此白以為然，胡秋原的律師向法官“告密”說：“李敖誹謗別人如兒戲，他現在在莊嚴的法庭上，居然還一直在笑。”

法院旁聽者人山人海，其中尤以年輕人居多，他們向李敖問候握手，表示支援。這十人堆裡有人問：“哪個是李敖？”有人回答：“就是那個小孩子。”李敖聽到了，向胡秋原做了個鬼臉。

到1963年的秋天，法官張順吉做了判決：李敖、蕭孟能，罰錢，胡秋原，也罰錢，因為張順吉說，告人誹謗的胡秋原也誹謗了他人。地院判決後，雙方都上訴到高院，從此官司拖了下來。

這期間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插曲。

李敖在寫《胡秋原的真面目》一文前，曾到臺灣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如“閩變”期間1933年12月11日的《國聞週報》，就是在臺大圖書館看到的。後來在法庭上法官問到李敖這篇文章材料的來源，李敖根據實情陳述了，不料胡秋原忽然提出一項證據，說他去函臺大，問臺大藏書和李敖借書的情形，據臺大回信，說該校根本沒有“閩變”年份的《國聞週報》，所以李敖是當庭說謊云云。

胡秋原這番話使李敖大惑不解：自己明明看過並且仍然儲存著“圖片證據證明臺大藏有“閩變”年份的《國聞週報》，自己的母校怎麼會公然作偽證呢？

為了使事情更清楚，李敖託律師從胡秋原呈庭的證據中找出臺大的回信，果然是一份偽證。

看了這封信，李敖才完完全全明白：自己的母校的確公然在幫助“校外人士“打擊自己的學生——的確明目張膽的做了愚蠢而陰險的偽證。

為這事，李敖寫信給臺大校長錢思亮，祝他“早早退休！”

李敖離開文獻會後，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宣告，要傳文獻會執行秘書高萌祖作證，要高蔭祖證明李敖在文獻會竊盜“國家資料”打擊胡秋原。李敖遂寫了一封信致高萌祖，宣告自己立場堅定，並激發高蔭祖的良知，不要做偽證。後來高蔭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聖親筆原件，證明：查蕭孟能與本會無關，李敖前在本會為臨時工作人員，近已離職。本會從未儲存“國家機關”檔卷，其所存報紙及雜誌等項公開發行之印刷品，本會工作人員均可閱讀使用。其會外人士對此項印刷資料洽請抄閱者，亦可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