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類和弗林納的科學家想用基因命令來解釋利他主義，認為我們願意為他人做犧牲的程度與我們與他人之間的基因相同程度成正比。這些科學家說，你或是我，不會為了僅僅一個兄弟或是孩子犧牲自己的生命，但當我們的死可以救兩個兄弟或是孩子時，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公平交易，因為他們身上帶有和我們相同數量的基因。我們當然會為了三個以上的兄弟犧牲自己的生命，因為這個數量代表了比我們自己身上還要多的同種基因。”

“我會為救裡奇死。”我說。

他看著我桌子上的鏡框，鏡框的紙板背部面對著他。“但是，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說過裡奇不是你的親生兒子？”

“是的。他的生父母不想養他。”

“這件事在兩個層面上令人疑惑：父母選擇了拋棄他們健康的後代，而非父母卻選擇了收養一個其他人的孩子。當然還有很多好人蔑視基因邏輯，選擇不要孩子。沒有簡單的公式可以成功地描繪弗林納人和人類在利他主義領域內的選擇。你不能運用數學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想了一會兒，當然，霍勒斯為了我和克里斯蒂交涉是利他主義的，但是這件事本身很明顯和基因親戚沒有什麼聯絡。“我猜是吧。”我說。

“但是，”霍勒斯說，“我們的朋友呂特人，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發展傳統意義上的數學，所以他們從來不會為這些事情煩惱。”

“嗯，他們卻使我煩惱，”我說，“這些年來，我常常會躺在床上想要理清我們的道德窘境。”一個關於不可知論者患有失眠症的笑話浮現在我腦海中：整晚清醒地躺著，思考那裡是否有條狗。“我是說道德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知道偷東西是錯誤的，而且——”我停頓了一下，“你的確知道這個，是嗎？我是說弗林納人也應該禁止偷盜行為吧。”

“是的，不過這個禁忌不是天生的，弗林納人的孩子會把他們能碰到的東西都拿到手裡。”

“人類的孩子也這麼幹。但是我們長大後就意識到偷東西是錯誤的。可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是錯誤的呢？如果它能提高繁殖後代的成功率，進化不是應該更加垂青於它嗎？還有一件事，我們認為一夫多妻制是錯誤的，但是很明顯我可以透過讓多個女性懷孕來增加我繁殖後代的成功率。如果偷盜對於那些可以成功實施偷盜行為的人來說是一種競爭優勢，而通姦，至少對於男人來說，是一個好策略，這麼做可以增加他在基因庫中的分量，那麼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們都是錯的呢？進化應該只產生克林頓式道德——只有在被抓之後才會說對不起？”

霍勒斯的眼柄忽內忽外地揮動著，比平常的速度快得多。“我沒有答案。”他說，“我們努力追尋道德問題的答案，但問題一次又一次將我們擊敗。人類和弗林納人中卓越的思想家將他們的一生都用來尋找生命的意義以及道德問題的判斷標準。在尋找答案的道路上，儘管累積了幾個世紀的努力，但進展甚微。這些問題遠遠超過我們的能力，就像2＋2超過呂特人的一樣。”

我不相信地搖了搖頭。“我仍然覺得難以置信，他們竟然不知道兩個物體旁再放上兩個物體就變成了四個物體。”

弗林納人彎下三條腿上的膝蓋，將身子傾向我。“他們也會因為我們無法看清道德問題的真相而覺得難以置信。”他停頓了一下，“我們的腦袋在對付大塊問題時，會把它分解成可以應對的小單位。如果我們要了解行星如何圍繞恆星運轉，我們可以先從無數小問題入手——為什麼石頭會停留在地面上？為什麼恆星處在恆星系的中心？等等。解決這些問題後，我們就能充滿信心地回答大問題。但是道德問題和生命的意義顯然是不可分的，就像細胞中的纖毛一樣：沒有可以單獨區分開來的元件。”

“你是說一個和你我一樣身為科學家，或是邏輯學家的生物，與那些能協調道德和精神問題的生物是完全不相容的。”

“有些能同時處理好這兩個問題——但他們通常透過劃分來處理。科學專門負責一類問題，宗教則負責另一類。很少有人能夠同時協調運用兩者來處理一個問題。我們的腦子被設計成只能運用一種思維，而不是兩者同時。”

我一下子想起了帕斯卡的賭局：他說，即使上帝不存在，賭他存在仍然是較為保險的。如果把賭注押在另一邊，萬一我們錯了，他當真存在，我們將受到永遠的詛咒。帕斯卡是個數學家，他有一個邏輯性的、理性的、專門對付數字的腦袋，一個人類的腦袋。他對於他自己能擁有什麼樣的腦袋根本沒有選擇權，進化給了他這樣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