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他傾向於使不同人們之間互相制約，他經常將漢人和外族人混合起來組成一套行政班子，其中包括西藏人、亞美尼亞人、契丹人、阿拉伯人、塔吉克人、畏兀兒人、唐兀惕人（西夏党項人）、突厥人、波斯人和歐洲人。蒙古人在每個部門中規定了種族的名額，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和外國人　，這樣，每位官員的周圍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就像成吉思汗基於才能和功績、而不是出身，能從社會的最低層到最高領導層中去選拔人才那樣，忽必烈的政府部門也經常從最低階的職業如廚師、看門人、抄寫員和譯員之中搜羅人才。低層人員得到提升，進入新的部門，這增強了他們對蒙古最高統治者的依賴和忠誠，削弱了他們與被統治人民的聯絡。

管理地方的官吏沒有固定的官階級別，忽必烈汗強化了成吉思汗的決策體制，即透過大型###和政務會及經常性商議作出決定。不管其可能性如何，也不管其水平怎樣，蒙古人用模仿草原小型忽裡臺會議的政務會取代了官僚機構。地方政務會天天召開，任何新措施必須至少有兩名官員的同意蓋印才能透過。政務會必須討論焦點問題並達成多數一致；所有決議都要由集體決定，而不是一個官員說了算。按照傳統中國的標準，只要由一位官員決策而人民遵照之就行了，相比之下，蒙古人的制度顯得毫無效率和不切實際，它花費了過多的時間和精力。蒙古人還以各種方式提高了其他小型公務會的利用率。對醫療服務不滿的病人，可以從由醫療界代表和非醫療界的官員代表組成的公務會上得到賠償；包括從軍人到音樂家的各個行業，紛紛成立類似的組織，用以解決各種爭端。

然而，蒙元以前的舊有行政制度依靠的是學者型官僚，許多人需要這些官僚提供幫助或蓋印批准，於是官僚們就靠榨取這些人的錢財為生，蒙古人僱傭職員來處理日常瑣碎的行政事務，付給他們薪俸。蒙古人統一了境內的薪俸標準，而在這之前，因生活費用不同而產生了許多的地區差異。

成立自願參與的公務會和僱傭帶薪的公務員等制度沒有在中國紮下根，它們在蒙元王朝實行的時間不長。明朝統治一建立就馬上回復到了傳統的官僚體制，放棄了上述有助於統治的公務會。這種共享行政管理權的經驗再也沒有在中國嘗試過，直至二十世紀，共和政體的奠基人和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才努力地重新引進地方政務會、討論會、帶薪公務員和公民參政等做法。

為進一步促進帝國境內商業的快速安全發展，忽必烈竭力推廣紙幣的使用。至馬可·波羅來到時，這一制度正在全面起作用。他描述，紙幣是用桑蠶絲、以我們熟知的紙的形式製成的，而這種東西對歐洲來說仍是個巨大的謎。紙幣被裁成各種尺寸的長方形，在它的上面標明價值，並蓋上硃紅色的印花圖章。與笨重的鑄幣相比，紙幣主要的優點在於使用時更便於攜帶和運輸。馬可·波羅寫道，紙幣在整個帝國被廣泛接受：“拒絕使用將被判處死刑”，但大多數人“非常樂意接受紙幣形式的付款，因為他們能用它買到任何東西，包括珍珠、寶石、金子和銀子”。波斯的蒙古政府也試圖建立紙幣制度，但卻失敗了，因為紙幣觀念不為當地商人所容，在一個時期裡他們對此的不滿情緒已使他們接近起而造反，而當時蒙古人還不能確定是否要使用武力鎮壓，當局不願意繼續冒失敗蒙羞的危險，最終取消了紙幣。

哪兒有紙幣流通，哪兒就更有可能發生信貸和金融危機。在一項試圖適應市場、包括擴大信貸範圍的重要改革中，蒙古法律規定可以宣佈破產，但為防止利用它來逃避債務，不允許商人或消費者超過兩次宣佈破產，在第三次宣佈破產時，他們就可能面臨死刑。

8、忽必烈汗和新蒙古帝國（5）

當蒙古人堅決抵制部分中國文化如儒家學說和纏足時，精簡的貨幣制度顯示出他們十分欣賞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忽必烈是願意在中國歷史中探根尋源、汲取那些有實用價值的思想和制度的。為發揚某些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忽必烈建造學校，恢復中國的翰林院，它由這個國家中最富智慧的學者組成。1269年，他建立蒙古字學，隨後又於1271年在汗八里設立蒙古國子學。他增設新機構、任命學者去記錄當代事件，編寫和再版老課本，整理檔案檔案。

蒙古朝廷供養著瞭解各類語言的抄寫員，不僅有懂蒙古語的，而且還有懂阿拉伯、波斯、畏兀兒、唐兀惕、女真、藏族、漢族語言的，還有的抄寫員精通一些很少有人懂的語言；當然他們在使用各種語言時，還是遇到了許多令人困惑的難題。蒙古人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