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的《陳老蓮水滸葉子》，孫犁翻著對她說：“這就是我們老家玩的紙牌上的老千、老萬。不過，畫法有些不一樣。”

她還是笑著，站在孫犁身邊，看了一會兒。

這是她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賞書籍。平時，她知道我的毛病，從來也不動我的書。

我買舊書，多系照書店寄給我的目錄郵購，所謂布袋裡買貓，難得善本。版本知識又差，遇見好書，也難免失之交臂。人棄我取，為書店清理貨底，是我買書的一個特色。

但這些書，在這些年，確給了我難以言傳的精神慰藉。母親、妻子的親情，也難以代替。因此，我曾想把我的室名，改稱S*老書屋。

看過了不少的傳記材料，使我感到，中國人的行為和心理，也只能藉助中國的書來解釋和解決。至於作家，一般的規律為：青年時期是浪漫主義；老年時期是現實主義。中年時期，是浪漫和現實的衝突階段，弄不好就會出事，或者得病……這是自我驗證、一針見血的話，所以他接下去說：“書無論如何，是一種醫治心靈的方劑。”①他也喜歡寫寫毛筆字，他那裡有很多碑帖。他很喜歡歐字，認為歐字方正削利，很有風骨。

也想到了要做些事情。當天氣不好，不能出門遊散的時候，他曾開啟封存幾年的稿件，想有所作為。但是，做什麼呢？“要想寫《鐵木後傳》，需要重新下鄉；要想整理《風雲三集》，需要很強的腦力。這兩條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這樣對著稿本呆了兩天，也還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聲，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閣。”②他實在並沒有完全恢復健康。1961年冬季，有幾位青年來探視他的病情，談到了寫作問題，很使他黯然。他沉默了一會兒，對他們說：“有一位演員，最近談到，因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臺生活，很感痛苦。這種心情我是能體會的。其實，不只藝術，別的職業也一樣，一旦被迫停止，總是很難過的。人，總是不甘寂寞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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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還是把《風雲初記》這部由一、二、三集單行本合成的長篇“整理”完了，當然，那是比較簡單的整理工作。開啟這部長篇，我們看到在書的結尾，作者署有幾行小字：“一——六○節寫於1950年7月至1952年7月。六一——九○節寫於1953年5月至1954年5月。1962年春季，病稍愈，編排章節並重寫尾聲。”

至於《鐵木後傳》，作者在別的地方也做過回答，那是永遠也寫不出來了。

文藝界的朋友們也很關心他的病。1960年夏天他去北京，當時在《文藝報》和作家協會工作的侯金鏡，特意抽出時間，先後陪他在八大處修養所和頤和園修養所住了些日子。侯金鏡和別的同志還曾陪他到香山去玩。這是因為大家知道他有病，又輕易不出門，因此肯犧牲時間，同他到各處走走。但他實在不善談。有時候，侯金鏡熱情地坐在他的房間，看他總提不起精神，也就無可奈何地走開。朋友熟了，知道他的脾氣，也從不見怪。

孫犁記得，在那些日子，侯金鏡的書包裡總裝著一本《白洋淀紀事》，幾次對他說：“我要再看看。”孫犁懂得，那意思是：侯要寫一篇關於該書的評論，或者和他當面談談。侯每次這樣說，他也總是點頭笑笑。

侯終於沒有寫，也沒有說。這是孫犁早就猜想到的：“對於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寫也不好談的。過譽則有違公論，責備又恐傷私情。”①但他確知侯是很關心他的。在頤和園住著的時候，孫犁偶然提起北京什麼東西好吃，侯如遇到，必買來送他。晚上，孫犁送客，侯總伴他把客人送到公園大門以外。孫犁知道：公園道路曲折，夜晚又很空曠，侯不大放心。

郭小川、賀敬之也把他帶到前門外一家菜館，吃了一頓飯。“其中有兩個菜，直到現在，我還認為，是我有生以來，吃到的最適口的美味珍品。這不只是我短於交際，少見世面，也因為小川和敬之對久病的我，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才留下了如此難以忘懷的印象。”②大病之後，他很思念故鄉，為了舒散一下被病魔困擾已久的身心，他決定回家鄉看看。

上午乘吉普車動身，經保定、安國等舊遊之地，下午就到了家。按照家鄉規矩，他在村頭下車，從村邊小道繞到叔父家去，吉普車從大街開進去。

村邊有幾個農民正在打場，孫犁趨前打了招呼。走進村裡，街上站滿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況，雖說不上萬人空巷，場面確是令人感動的。無怪古人對勝利後還鄉，那麼重視，雖賢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