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冀中一日”籌委會。會議討論“冀中一日”選擇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選在5月。鑑於5月即將到來，需要時間動員佈置，就確定了5月27日。因為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軍民的生活和鬥爭。

“冀中一日”寫作運動的宣傳動員搞得相當深入，各機關、團體透過自己的組織系統，一直把任務佈置到各個村莊和連隊。當時，各村的“街頭識字牌”，都寫著“冀中一日”四個字。站崗放哨的兒童、婦女，見行人來往，查完“通行證”，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個字，問“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寫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這一天，能動筆的人都動筆寫作，據統計，親自動筆寫稿者有十萬人。不能動筆的請人代筆，許多不識字的老大爺、老大娘，也都熱心參加了這一寫作運動。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編委會的稿件，要用麻袋裝，大車拉。打起仗來，還得用大車拉著打游擊。

《冀中一日》的編選工作，在當時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舉動。僅冀中區一級就集中了四十多個宣傳、文教幹部，用了八九個月的時間，才初選定稿。前三輯由王林、孫犁、陳喬等編輯審定，第四輯由李英儒負責。孫犁還根據看稿的經驗，編寫了《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一書，首先在三縱隊的《連隊文藝》上連載，後來我把這本油印的小冊子，帶到山區，鉛印出版，書名改為《怎樣寫作》。全國解放後出版的本子，叫《文藝學習》。①孫犁在這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時候，《冀中一日》的編選工作正處在定向階段。母親告訴他：她也參加了區幹部召集的群眾大會，會上動員大家寫稿，還唸了孫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深。李英儒在他的回憶文章裡則這樣說：“審稿工作大體結束之時，王林同志返回冀中了，接著孫犁同志也從路西來到冀中了。這兩位大手筆的到來，編輯組和刻字印刷組的同志們都非常高興。”②當時，他們在滹沱河邊的楊各莊和南北郝村安上鍋灶，就工作起來。這一帶村莊，距離周圍敵人的據點都不過十五六華里，他們守著麻袋工作，選好一篇就刻寫一篇。到了年底，大體編成。共選出二百多篇作品，約三十五萬字，分四輯：第一輯“鬼蜮魍魎”（揭露日軍暴行）；第二輯“鐵的子弟兵”（反映子弟兵的戰鬥和日常生活）；第三輯“民主、自由、幸福”（寫根據地民主建設）；第四輯“戰鬥的人民”（寫各行各業的群眾生活和動人事蹟）。書編成後，大家在最後一頁上簽名留念。那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簽名：他們不排名次，用鐵筆在蠟紙上把名字籤成球形。後來，《冀中一日》的油印本在戰火中失落。解放後，文化部門進行了廣泛的徵集工作，於1951和1958年先後尋到了第一、二輯，由百花文藝出版社併為一書出版。“1959年秋天，河間縣委從一位老教師處找到儲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輯。1960年5月，當年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寫的鐵筆戰士周岐同志，見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將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儲存下來的四輯全書郵寄出版社。這樣，誕生在戰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會主義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廣大的讀者見了面。”①孫犁認為，對冀中人民來說，“七七”事變後風起雲湧、激｜情動盪的農村變革，“是一次廣泛深入的啟蒙運動，運動與人民的實際鬥爭生活結合，因此十分堅強。”②他說，“冀中一日”寫作運動，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起的。

他稱之為運動“副產”的、數易其名的《文藝學習》，卻比《冀中一日》傳播更廣。這本書在《冀中一日》編成後第二年春天印出，雖是蠟紙刻印，竟印了一千本（《冀中一日》初次油印二百本，後經補選和校正，還沒來得及付印，即因敵人發動五一“掃蕩”而毀於堅壁之中，人們後來看到的，是黃｜色麥杆紙的初印本）。“在那種條件下，這本小書的印刷，簡直是一個奇蹟，那種工秀整齊的鋼板字，我認為是書法藝術的珍品，每一字的每一筆畫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張蠟紙印一千份，保證清楚沒點染，也是經過印刷同志們苦心研究的。”①這本書，除了像上面《呂正操回憶錄》中說的在三縱隊的《連隊文藝》上連載，還在晉察冀的《邊區文化》上連載過。

在這本書裡，不只體現著作者某些十分重要的美學思想，還體現著他對投稿者既能嚴格要求、又善於誘導的精神，而這些，可能也正是他作為一名出色編輯的成功秘訣之一。例如，他這樣告訴投稿者：你心裡有了許多話，你要描寫一件事，這件事老在你的心裡打轉，它一切都準備好了，單等你拿語言把它送出來。那你就把它送出來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