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頭埋進書裡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平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號。二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七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二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二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二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插隊的。”二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意兒。”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做“角回綜合症，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衝衝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意兒，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援。”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意兒”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意兒！”他揹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臺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蒙。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二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柺杖都走不到院子裡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萎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我二十一歲那年（2）

我能住到七號來，事實上是因為大夫護士們都同情我。因為我還這麼年輕，因為我是自費醫療，因為大夫護士都已經明白我這病的前景極為不妙，還因為我愛讀書——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們都還把我當孩子。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隊。護士長好幾次在我母親面前誇我，最後總是說：“唉，這孩子……”這一聲嘆，暴露了當代醫學的愛莫能助。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幫助我，只能讓我住得好一點，安靜些，讀讀書吧——他們可能是想，說不定書中能有“這孩子”一條路。

可我已經沒了讀書的興致。整日躺在床上，聽各種腳步從門外走過；希望他們停下來，推門進來，又希望他們千萬別停，走過去走你們的路去別來煩我。心裡荒荒涼涼地祈禱：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給我留下！我確曾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聲地向神靈許過願。多年以後才聽一位無名的哲人說過：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如今來想，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著科學，向虛冥之中寄託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嚮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嚮往並不因此消滅。

主管大夫每天來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別急。”按規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幾位主任時常都來看看我：“感覺怎麼樣？嗯，一定彆著急。”有那麼些天全科的大夫都來看我，八小時以內或以外，單獨來或結隊來，檢查一番各抒主張，然後都對我說：“彆著急，好嗎？千萬別急。”從他們謹慎的言談中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我這病要是因為一個腫瘤的搗鬼，把它找出來切下去隨便扔到一個垃圾桶裡，我就還能直立行走，否則我多半就把祖先數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