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布林什維克的辦法是宣稱因為人民中出現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階級敵人；幸福目標的暫時偏離是因為有人背離了領袖的正確指引，因為一切使幸福目標偏離的錯誤絕對不會是領袖造成的，他作為人民意志的最高體現在總路線上是絕對不會出現錯誤的，社會很快轉入對子虛烏有的階級敵人的鬥爭，階級鬥爭採取殘酷清洗和群氓武鬥的形式。人民崇拜一般都轉化為對人民的恐怖主義……對人民中可能存在一些可憐的個人主義的人實行**消滅。對所謂人民敵人的**消滅被宣傳機構宣傳為領袖帶領人民取得的重大勝利，死者的殘肢斷臂和成倍增加的火葬場的火苗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成果，這種革命成果的大躍進反過來更加劇了人民對領袖的崇拜，因為沒有比個人生命遭受危機的人更願意對領袖進行崇拜的了，既然崇拜領袖是使自己可能免於被劃分到人民敵人陣營裡的唯一方式。&nbsp；這就是契卡在沙俄大搞恐怖和沙俄最近在農村大搞階級鬥爭的原因。”

獨裁者的人民崇拜者表面看是從人民出發，但他正是透過對個人主義的批判和利他主義的宣揚力圖使每個人的自我尊嚴和自我價值喪失，從而掏空了人民概念的內涵，使人民不再和具體的人發生關係。我們不否認在某些情境利他主義的必要性，比如救助落水兒童，但利他主義不能貫徹到普遍的生活中，作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準則，如果每個人都應該不把自我放到中心，不是為自己改善生存條件的衣食住行奔波、為自己戀愛、生兒育女，而是絕對地利他，那麼，以多米諾骨牌推導，最終的他就沒有對應者。而實際上，獨裁者是以利他主義使那個最後的他指向自己，他當然不在乎物質利益，因為獨裁者從來不會為財產操心，他操心的是絕對權力，讓他的權杖有無上的權威是一切獨裁者最關心的。因此，如果普遍的價值觀造成人人認為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都不是最重要的，其結果就是獨裁者以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名義把人作為工具，於是人群像木偶一樣被獨裁者操控起來十分容易。

徐世昌說：“沙俄最近的失敗，是因為只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信仰身敗名裂。最偉大的民主，全部偉大性表現在它的獨裁、恐怖、饑荒、集中營、清洗、僅此而已。戰時**政策在和平時期再也無法推行，農民們普遍抗糧不交，糧食的徵收不得不動用軍隊才能完成。農民與工人的罷工活動甚至矛頭指向了蘇維埃政權。發生在坦波夫的叛亂席捲了全國，甚至連革命的中堅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蘇維埃，不要共產的蘇維埃’參與叛亂。”

宋驍飛說：“確實，布林什維克把人類幾千年的私有制已經被公有制取代，平等實現了，自由人聯合體的集體農莊和國營企業已經徹底改變了舊社會的剝削體制。但平等對自由的損害到了這樣的程度……平等地貧困，平等地飢謹、平等地成為餓殍。其實法國大革命也是一樣

，一個社會有待於遵照純粹理性的指導，從上到下翻新一遍，這必然會導致數百萬人死於非命，讓歐洲在二十年裡陷入深刻的動盪。群體的狂暴運動永遠不會是建設性的，而只能是破壞性的，群體只有強大的破壞力。他們的規律永遠是回到野蠻階段。有著複雜的典章制度、從本能狀態進入能夠未雨綢繆的理性狀態的文明，屬於文化的高階階段。群體無一例外地證明，僅靠他們自己，所有這些事情是不可能實現的。由於群體力量有著純粹的破壞性，因而他們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屍解體的細菌。社會革命所創造的怪胎：無限美好的理想國、無比優越的社會制度之類，它無疑還需要群體來破壞，不過群體經歷此番對破壞主義遺產的破壞後逐漸脫離了烏合之眾意義的群體，而逐漸分裂為理性自由主義的個體了。

”

梁啟超說，那我是不是可以這麼理解，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其實是信仰自由的，所以說所謂“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意識形態根本不存在。他是其敵對勢力虛構出來的假象敵人。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是透過真正的福利制度縮小貧富差距，而官僚主義的是透過反福利制度加大貧富懸殊，比如市民比農民福利多，布林什維克的幹部比人民福利多。一個幹部一年可以花掉幾百萬的醫療費，而一個農民只能一年最多能夠得到他們的零頭。而且越是有權有勢的幹部報銷的比例越高，包銷的範圍越大，越是社會底層的窮苦農民報銷的比例越低，範圍越小，經常這樣不能報，那樣不能報。可見的反福利制度不但沒有幫助窮人享受更多的福利補貼，而且是幫助有權有勢的富人增加更多的特權享受，不但不減少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