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戰隊”譯成“水陸兩用戰鬥隊”，把”設定障礙物”、“排除障礙物”譯成“蓋房子”、“拆房子”等。

每當看到這樣的譯文時，劉伯承都忍俊不禁，對人說：“你看看，這些娃娃兵，真拿他們沒辦法。月亮壩頭耍刀——明砍，巷巷裡頭扛竹竿——直進直出，拐不得一點兒彎嘞！”

怎麼辦呢？劉伯承決定再給他們接上軍事知識“這一條腿”。讓這些肯年譯員和從地方大專院校招聘來的青年教員一起，下部隊當兵代職鍛鍊，到各軍兵種部隊參觀見學，觀摩實兵示範演習和現地作業，參加在職軍事幹部短期集訓班等等，給他們補上軍事這一課，把軍事“這一條腿”接起來。

為了勉勵他們深造，劉伯承還力他們揮筆題詞：“軍事科學的翻譯：在經驗上，在理論上，必須有軍事基本知識，才能鑽研軍事科學的本質；在俄文修養上，必須有掘發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在中文修養上，必須有表達軍事科學本質的能力。”這個寓意深遠的題詞，進一步給這些青年譯員指明瞭努力方向。

劉伯承大力抓軍事譯員的培養，目的就是透過他們的工作，瞭解外國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掌握世界軍事鬥爭的形勢，從而編寫出高質量的教材。

他經常把翻譯工作稱為學術研究的“水龍頭”，把教材編寫稱為學院建設的“重工業”。他多次對軍事譯員們說：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們的工作就是勸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學習借鑑外國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和作戰經驗，提高我軍的軍事理論水平，提高我軍在現代化戰爭中的作戰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好的翻譯就沒有好的教材。翻譯這支“水龍頭”必須靈敏、暢通而不堵塞，全院的“重工業”建設才能面向未來，才能充滿生機和活力。

為此，劉伯承領導翻譯室的譯員和各教授會的教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蘇聯紅軍的一些教材為基礎，結合世界軍事科學技術的最新發展，依照人民解放軍現有武器技術裝備狀況，編寫學員上課使用的各類教材。

這項工作是十分繁重而又艱苦的。以軍事教材為例，從團到軍、再到集團軍和方面軍，從軍兵種知識到軍兵種技術、戰術，從各軍兵種戰術到合同戰術，從合同戰術概則到想定作業，再到想定作業指導法，多達二、三百種，是一個龐大的教材體系。

對這個龐大教材體系中的一些重點教材，劉伯承親自審閱，仔仔細細地修改。對每句話、每個詞，甚至每個標點的使用，他都反覆推敲、認真琢磨，考慮如何表達才能做到準確無誤。他在給訓練部長陳伯鈞的一封信中談到，自己之所以要花大氣力做這些細微的工作，是因為誠恐馬克思主義軍事科學為老百姓或半軍人所曲解，從而以訛傳訛、誤人子弟，貽害國防建設之大業。

從1951年下半年開始，劉伯承在審閱修改教材當中，頗感頭疼的一件事是使用軍事術語不統一、不規範，致使學術思想混亂蕪雜。他感到，作為全軍的最高軍事學府，軍事學院有責任做好統一軍事術語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對傳統的軍事術語，包括人民解放軍使用的軍事術語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則需要引進一大批新的現代的軍事術語。

如何統一軍語？劉伯承提出，首先要“正本清源”，從翻譯做起。在確定軍語譯名時要做到：一、根據軍事科學實質正確命名；二、文字表達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國原有軍語，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用過的軍語，儘量引用，如有不統一者，則統一它。

根據這三條原則，學院修訂了一系列重要的軍語名詞，如把“工兵”改為“工程兵”，把“戰車”改為“坦克”，把“有生力量”改為“生動力量”，把“驅逐飛機”改為“殲擊飛機”，把“統率機關”改為“領率機關”，把“河川地戰鬥”改為“江河地戰鬥”。

在修訂過程中，翻譯們對“自動推進火炮”這個詞拿不準，對“門橋”不會解釋。劉伯承告訴他們：對一些軍語名詞的翻譯，不能片面命詞。“自動推進火炮”也可以“自動推遲”嘛！倘若如此，也可以叫“自動推退火炮”囉！這樣譯不行，還是譯“自行火炮”更確切。

對“門橋”這個名詞，劉伯承解釋說：這個詞是從日本傳來的。日本河流多，造橋費事又不便於船隻航行。於是，就用許多平面舟連結在一起，架成浮橋，中間留一個缺口，讓來往船隻航行。人和車輛過河時，又用平面舟把缺口封閉，讓人和車輛從上面透過。所以，缺口的地方叫“橋門”，橋之門也。封閉缺口的平面舟叫“門橋”，門之橋也。軍隊渡江河，常將若干個制式的平面舟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