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　》發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生經　》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臺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麼“終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