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我贊成寫“燈”。“淚珠兒點點滴滴溼透了羅衫”，這句話看似平常卻予人印象甚深，你看句子裡有多少三點水和四點水！那都是黛玉的眼淚！

我在電視公司工作的那一年，發現電視劇的編導對劇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講究。務使字的形象和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如果他是個瘦皮猴，怎能讓他姓關？如果她是個肥婆，怎能讓她姓卜？有一段時間，電視劇裡的壞人都姓刁，“刁”這個字的形狀尖尖稜稜，難親難近，最後一筆更是倒行逆施，刀尖向內，我們望形生義，頗符劇情。可是刁府中人來信抗議，指出姓刁的也有很多忠信芳草，不得歧視。於是到了下一部戲，壞人姓巫，“巫”這個字的形狀像一張臉，兩頰有陰沉的紋，老謀深算，喜怒難測。戲未演完，巫府的抗議信又來了，下一部戲只好開啟百家姓仔細琢磨。

再談字音。有些字音能強化字義，而不同的字音能引起不同的情緒。作家為“表達”而用字，當然第一要考慮的是字義，但在許多可用的字中，倘若有些字的字音也能陪襯烘托，錦上添花，豈不也是一項選擇的標準？每讀“沉重”二字，總覺得比讀“輕鬆”多費力氣，“緊張”似乎又比“輕鬆”要多動員幾十根肌肉。“呼”的字音像吐氣，“吸”的字音像吸氣。“江”是大水，讀來聲大，“溪”則聲小。“長”之音長，“短”之音短，而“斷”的聲音亦戛然而斷。“馬馬虎虎”究竟是哪四個字，頗有爭論，也許無論哪四個字都可以，這個成語的創設，也許就是用模糊不清的聲音來表示休認真和難分明。“吊兒郎當”是這四個字嗎？它是怎麼來的？這四個音在一起輕鬆而不成節奏，人們是要用這一組音節來表示沒有紀律沒有責任感的態度嗎？

多年前我曾鼓吹訴諸聽覺的文學。我們研究詩歌、戲劇、演說、諺語、民謠小調，發現前代作家對字音巧為運用，現代作家亦有所繼承發揚。“漁陽鼙鼓動地來”，其中最生動最動人的，是那個“動”字，它的聲音頗像戰鼓，令人驚心動魄。現代作家有人描寫鑼聲，說那面鑼響得坦坦蕩蕩，“坦坦蕩蕩”的音和義都恰如其鑼。“客有吹洞簫者，倚聲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這段描寫儘量避免聲音響亮的字，以免破壞了月夜聽簫的情調，這段描寫又用了許多“屋”韻的字，使字裡行間與簫聲共鳴。到了現代，一位詩人詠歎廣場、夕陽、廢炮、鵓鴿，焦點在鶉鴿，用字也多選“屋”韻，讀來處處有咕咕鴿語。

字（3）

有一部小說，以中國對日抗戰時期的華北農村為背景，其中有一個人物突然捲進疑案，死了。小說描寫這件事給當地社會造成的震盪，給死者家屬帶來的壓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時，有一句話是：“他們是遺孽，還是遺烈？”這句話在小說中有很強的效果，它的精妙之處，即在“孽”和“烈”是疊韻，兩字的韻母相同，讀音雖然相近，而意義又完全相反，特別能表現出事態的曖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危機感。俗諺有“上臺一條龍，下臺一條蟲”的說法，“龍”和“蟲”疊韻，聽來差別很小，想一想差別很大，而兩字同韻，順流急下，也表現了“轉眼成空”的事態。如果換成“上臺一塊金，下臺一塊銅”，就不能有同樣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慮到字形字音，還考慮到某些字的歷史文化色彩。像“梅”這個字，在中國人眼裡決不僅僅是“薔薇科落葉喬木，花瓣五片，葉卵形而尖，邊沿有鋸齒”而已。它還是歲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許多美女的姓名。它還是許多大詩人大畫家的作品，裡面藏著美麗的想像和高潔的人格。這些條件使一箇中國讀者看到“梅”這個字有豐富的反應，這些反應，是一般英國人、美國人看見英文裡的梅字所沒有的。這是歷史文化賦予“梅”這個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說梅蘭芳誠然是大藝術家，不過他有幸姓梅，這個字幫了他的忙。這話有些道理。

談到歷史文化色彩，我們可以談一談“關”字。這個字使人想起關雲長，關雲長是何等人物，我們心中有鮮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說家創造了一個義薄雲天的江湖好漢，讓他姓關。這使他筆下的人物特別得到讀者的敬愛。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姓關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當年清朝有人寫信給大將嶽鍾麒，勸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嶽鍾麒的祖先是立志直搗黃龍的岳飛。抗戰期間，日本人勸一個姓岳的出來擔任偽職，這位嶽先生當場拒絕，並且在自己手裡寫了一個“嶽”字給那個日本軍官看。那日本人居然點頭放過他，這也是歷史文化賦予“嶽”字的魅力。文學作家是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