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就喜歡到野外轉游，例如像前面說的，掏點兒小沙魚，用茶缸子煮煮吃。如果在霜降以後，就到山溝裡去揀殘落的紅棗、黑棗、核桃和梨子等。揀完了樹下的，還要仰望樹上的：那裡有主人的竿子夠不著的地方，殘掛在樹尖上，卻是最大、最紅、最美麗的果子。這當然也是最大的誘惑。他常常揀起石子，向它瞄準。結果是直到脖頸發僵，那紅的果可能還在空中向他訕笑。“夜裡，我又夢見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軍了，每人發了半個冷窩窩頭。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窩窩頭吃光了。還沒爬到山頂，我餓得暈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傷了，我醒來一看，是一棵酸棗樹。我飢不擇食，一把擄去，把果子、葉子，樹枝和刺針，都塞到嘴裡。”①

他寫過一首詩，叫《蝗蟲篇》②，在這首詩的“附記”裡，他記下了這樣一件事：1939年，我被調到阜平一帶工作。阜平山窮水惡，地瘠民貧，公糧匱乏，食不得飽。每至下午三、四點鐘，即覺飢腸轆轆，不得不到村外山溝，揀些黑棗、紅棗充飢。一日，同陳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頂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蟲飛躍其間，我與陳君各捉母蝗蟲一大把，另揀枯樹枝一堆，在臺階上架火燒之，得飽餐焉。幼讀《水滸》，言浪子燕青，於不得食時，常到野外，覓些蟲蟻充飢，當時頗不知蟲蟻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謂蟲蟻，殆指此等物品耳……當時是戰爭環境，連晉察冀領導機關也同樣過著艱苦的生活，呂正操在他的回憶錄裡就說過：“在晉察冀山地，我們是吃過黑豆的。”

阜平山地缺糧，也缺布匹，因為這裡也不能種植棉花。孫犁春季到阜平，由夏入秋，天氣漸涼，被、服仍無著落，連枕頭都是用磚代替。他從冀中帶來一件夾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鄉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兩條夾褥，每人一條，鋪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難得和可貴。1941年冬天，他回過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給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這顯然是那次冀中區打狗運動的副產品），他的妻用自織自染的黑粗布，給他縫了一件短皮襖。因為狗皮太厚，縫起來很吃力，她幾次扎傷了手。當他再次越過平漢路，回到山地來的時候，便格外珍重地帶上了這件皮襖。

他曾經這樣形容他在晉察冀時的一位夥伴——康濯：作者頭戴一頂氈帽頭，身披一件藍粗布襖，在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該是十年吧……①這個戴氈帽頭、穿藍粗布襖的形象，又何嘗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關於阜平，他卻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們想起來，那在全中國，也算是最窮最苦的地方。好年月，農民也要吃幾個月的樹葉……但是阜平，在我們這一代，該是不能忘記的了，把它作為搖籃，我們在那裡成長。那裡的農民，砂石，流水，紅棗，哺育了我們。”②他也唱過這樣的歌：

滿山腰，

紅的花，

織成一條錦帶。

圍繞著這山村，

新增不少光彩。

從村邊，

流過胭脂河。

雨後，

泉水從山澗流下，

衝滾著半紅的沙果。

……

聶司令員，

在春天作了一個號召，建立太行山鐵的子弟兵！

這號召，

像秋後的山風，

向整個太行山吹動。

……①

顯然，對他來說，窮山惡水的阜平，永遠是一個溫暖的記憶，一支熱情洋溢的歌。

……關於晉察冀，我們在那裡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們吃不下飯的時候，送來一碗爛酸菜；在我們病重行走不動的時候，替我們背上了行囊；在戰鬥的深冬的夜晚，給我們開啟門，把熱炕讓給我們的大伯大娘們，我們都是忘記不了的。①現在，我們再回到三將臺來。

在這個小山村裡，孫犁參加編輯油印刊物《文藝通訊》。梁同志管刻寫；印刷、摺疊、裝訂、發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動手。聽口音，老梁是曲陽人。那時大家來自五湖四海，很少互問郡望。而且老梁話也不多，沒事就坐在炕上抽菸鬥。他的鋪蓋很整齊，因為離家近，除去棉被，還有枕、褥。後來，他另有呼叫，臨行把鋪在身下的一塊油布送給孫犁，作為共事的紀念。他知道孫犁一直睡在沒有席子的炕上，這塊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孫犁享用不久，某次行軍途中，他躺在路邊大石頭上午休，一覺醒來，爬起來就趕路，竟把鋪在身下的油布丟了。

在三將臺，孫犁還幫助一位女同志辦了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