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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

常時期外交之需要”。'《革命文獻》第76輯,第250~251頁。'

五全大會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仍堅持了敵視態度,宣稱堅持“鏟絕殘餘之赤匪”的反共方針。

國民黨五全大會後,南京國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較大的變動。12月1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透過改組行政院。改組後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署的主要官員為:內政部長蔣作賓,外交部長張群,財政部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任命閻錫山、馮玉祥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程潛為總參謀長。

國民黨五全大會後,中日之間長期進行的外交談判,也發生了新的動向。

日本政府從1935年11月開始,向中國方面提出了“廣田三原則”,即:

(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

(二)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

(三)中日“滿”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廣田三原則”被作為“帝國政府經過慎重審議”,“確定的對華方針”,在日本議會上提出。對此,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張群,先後同日駐中國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進行了長達一年之久的談判。

由於中方態度漸趨強硬,遂使談判僵持而無結果。

1936年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對五全大會確定的外交方針,又作了進一步的解釋,蔣介石在講話中表示,“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會議宣言中,也明確指出:“遇到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主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革命文獻》第69輯,臺北1976年版,第300頁。'

國民黨五全大會的召開及其後的一系列外交活動和人事變動表明:國民黨對日妥協的外交政策,已開始發生某些變化;在國民黨內部,蔣介石和汪精衛的矛盾進一步發展,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勢力得到了加強。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