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式的變，而無內容的變，中國的封建社會，才延續了幾千年。甚至辛亥革命以後，皇帝沒了，和小農經濟相聯絡的封建思想的殘餘，卻並非隨著皇帝的消失而消失的。

。　想看書來

歷史這面鏡子（1）

人是感情的動物，世界上一切人類的活動，無不是由於人類感情所催發而生成的。所以，愛的感情，是一種促進人類進步的原動力，恨的感情，同樣也是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惡的一種強烈表現形式，正如愛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的流露一樣。恨所體現出來的種種乖戾悖謬，陰刻卑劣，殘忍險毒，暴虐嚴酷，一直到殺人越貨，傷天害理，瘋狂報復，人性喪失。是由於人類先天的從物質到精神的佔有慾望，和幾乎屬於本能的排斥異己的壟斷心理，與後天的社會不公正，人類不平等以及正義、邪惡、良知、罪行等外部環境所產生的嚴重衝突，而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狀態下逐步形成的。

作為統治階層的人物，上至帝王、宗室、后妃、儲子，下至將相、官僚、吏屬、衙役，這些人在對付被統治者的反抗時，常常由於集團利益，能夠驚人地保持一致，但在統治集團之間，因實力的強弱，地盤的大小，權益的多寡，利害的輕重，而形成的矛盾衝突則表現在你死我活的內部鬥爭上。那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就叫權術。而對於權力層面的人物來講，權術，是一種必要的生存手段。也是人性惡的一種展現方式，《三國演義》一書，就是一本講權術的書。從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以崇高的感情外衣掩蓋下的本非良善的結契，到最後鄧艾、鍾會的二士爭功，死於非命為止，貫徹始終的無不是人性惡的表演。惡，推動著“合久必分”，同樣是惡，又促進了“分久必合”。

由於惡，在這同一戰場上，魏延、楊儀在前，鄧艾、鍾會在後，演出了情節故事，矛盾衝突大同小異的火併的悲劇，毫無疑問，是導演這出戏的諸葛亮和司馬昭，把握住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惡的本質，驅使他們產生出不共戴天的互相廝殺的仇恨。但也應該看到，同樣由於惡，在毫不容情地加速著魏亡、蜀滅、吳降的進度，使時代跨入一個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說，惡，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一切，都不以人們的善良意志為轉移。於是，善善惡惡，愛愛仇讎，就是人類感情活動的全部內容。

正因為這種強烈的愛和恨，善和惡的推動，使社會的變化加快，使人類的競爭加劇。於是，聰明才智的超常發揮，精神世界的飛躍升華，便成為可能。

所謂亂世出英雄，並不是上天安排，英雄多生於亂世，而是亂世能創造更多的磨鍊機會，以及可以脫穎而出的機遇。太平盛世，按部就班，長幼有序，循規蹈矩，英雄就不大容易找到用武之地，無用武之地，也就顯不出蓋世英雄。所以，由治到亂，或者由亂到治的過程，總是人才輩出的時期。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三國這段九十六年的歷史時期內，得到最充分的論證。

自黃巾起事，天下大亂，於是干戈四起，烽火不止，此其時也，諸侯蜂擁而動，豪傑不安於位，正是風雲變幻，群英際會的良機。董卓跋扈，呂布驍勇；曹操梟雄，劉備韜晦；袁氏兄弟，逐鹿中原；荊州劉表，舉足輕重；江東孫氏，虎踞龍蟠；諸葛孔明，定計三分，俱是不可一世的領袖人物。乃至於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魯肅、周瑜、呂蒙、程普，張遼、樂進、于禁、許褚等武將，到徐庶、龐統、法正、譙周，荀彧、荀攸、賈詡、郭嘉，張昭、顧雍、諸葛瑾等文臣，稱得上人才濟濟，群星璀璨，才演出了精彩千古的三國英雄會。

等到魏、吳、蜀立國稱帝以後，基本步入正軌，雖然還有司馬懿、陸遜、魏延這類傑出人物出現於國與國之較量中，但叱吒風雲者，已寥若晨星矣！到了三國末期，也就只有鄧艾、鍾會差可比擬。至於蜀之姜維、吳之諸葛恪則更是等而下之了。

這也可以說明人才成長的一個總規律，戰爭（從政治、軍事、經濟，當然還要包括各式各樣的廝殺較量）是啟動才智產生鏈式反應的最有效的起爆器。

所以，《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從第一回漢光和七年（174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事寫起，洋洋灑灑，到最後的第一百二十回晉咸寧六年（280年）、太康元年（280年）吳主孫皓降晉為止，以七十餘萬字，把魏、蜀、吳三國興亡盛衰的九十六年間紛繁複雜的事件，數以千計的人物，有條有理，有聲有色地表現出來，要言不煩，精彩紛呈，確實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