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失望，不要辜負你的生命與才華。你這樣做，是幫助你的敵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這樣做本意是要施加壓力，逼嚴僑戒酒，但當華嚴通知李敖說嚴僑出院後仍不肯戒酒時，李敖說到做到，此後就真的不再去看嚴僑了。

1．為胡適辯護（1）

1962年1月1日，李敖發表為胡適辯護的文章《播種者胡適》，從而引發了一場“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真是星星之火，頓成燎原之勢，而李敖也就在這丹火中百鍊成鋼。

李敖的生活開始不平靜起來。他陷入一場文化論戰的旋渦，而且成為很多人的靶子。

事情的起因與胡適有關。1961年11月16日，胡適在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英文講演，後由徐高阮翻譯成中文，發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誌上。文章主張大力引進西方文明，以促進東方的文明。

這篇講演辭發表後，被視作主張“全盤西化”的代表而受到了很多批評文章，甚至有人在“立法院”提出質詢，一時大有“群起而攻胡”之勢，而平時那些自稱是胡適的學生或信徒者，此時則以維持“風度”為名，躲在家中，閉門不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敖《播種者胡適》一文在《文星》發表。

這篇文章是應《文星》雜誌之約而寫的，寫成時間是1961年12月26日，發表時間則是1962年1月1日。此時距胡適講演整整四十天。

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並表達了自己對胡適的無限敬仰之情。

李敖從五四新文###動談起，明確表示這一運動的最大成績是“胡適領導下的文學革命”，這個革命在建設方面的成績，“第一是救活了當時癱瘓的國語運動，因為沒有文學的國語就不會有真正的國語；第二把歷年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變成了正宗的‘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第三產生了新的白話文學作品；第四介紹了歐美的新文學，給國語的歐化做了起點”。而既然“文學革命被肯定，新思想和新建設必然會跟著到來”，“它們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思想的方向。”“這兩三年的努力簡直是奇蹟，一篇文章帶起一個思潮，一個思潮引起無數的響應而匯成一個運動，每個運動都以《新青年》為源頭。這時候，胡適代表了開明的心聲與良知。”

但李敖認為五四運動“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

純的文化運動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胡適於是‘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而‘發憤要想談政治”。

作者接著概述了胡適“談政治”的幾個回合，隨後總結說：“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

李敖還充分肯定了胡適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特別是到了臺灣以後，胡適對科學與技術的推動，更是不可磨滅的功績，李敖在引用了胡適在1961年1月29日在臺灣“國

科學委員會”委員會議上關於科學的一段講話後肯定四點火：“這才是胡適的真精神！能夠抓到這種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們才能肯定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我們只消肯定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我們就可以‘論定’他對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貢獻了。”

談到胡適的學術，李敖則進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評。他批評胡適不在“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輝筆下《〈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認真搞他筆下那種‘開倒車的學術’，寧肯犧牲四五十條的‘漫遊的感想’來換取《白話文學史》的上卷，毫不考慮兩部著作對世道人心孰輕孰重，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李敖肯定胡適是一個“真”的人，一個熱情的人，他“聽說一個年輕朋友的褲子進了當鋪，立刻寄去一千元”；他是“我們這時代的一個好人，他有所不為、他潔身自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