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點心每盤１角。在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７分錢。 ２０年代北京著名的廣和樓戲園門票２角，城南遊樂園門票２角，電影院（當時還是無聲黑白片）票價１至２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１圓左右。 文化人的經濟地位 根據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北京的手工業者、木匠、人力車伕等，每個家庭每年消費約２００圓，合每月１７圓（今人民幣６00元）左右，這是社會下層的水準。而當時《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生活消費比一般高出幾倍，都無衣食住行之憂。 關於20年代北大師生的生活狀況，有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建功先生。1901年他生於江蘇省海安縣（如皋西場鎮）一個小商紳家庭。他於1919年不到18足歲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進了乙部英文四班。這幾年，家庭沒有給予他經濟支援，而是靠江蘇同鄉會每季度40銀圓的資助，也就是每月13銀圓的“助學金”完成學業。1921年秋，魏建功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擔任臨時書記，繼續半工半讀。1925年他24歲時畢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會決定留用魏建功為助教，在語音樂律實驗室協助劉半農先生的工作，月薪起點為50銀圓，不久增加到80銀圓。30年代初，他擔任教授時月薪提高到200銀圓以上。 雖然收入甚為豐厚，但以北大清華為代表的文化人，對於道德自律甚嚴。蔡元培先生除了實行“思想自由、相容幷包”以外，還創導“進德會”，確立“八戒”。甲種會員：不嫖娼、不賭博、不納妾；乙種會員：於前三戒以外，加不當官、不做議員二戒；丙種會員：於前五戒以外，加不吸菸、不酗酒、不傷活物三戒（關於“八戒”的說法略有出入，如最後一戒有說是不吃肉，也算保護動物吧，大同小異）。 《新青年》同人，絕大多數加入了“進德會”，至少是前一二種會員。他們是封建禮教的破壞者，也是現代道德的實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當富裕的李大釗、邵飄萍等人，更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他們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終身，甚至獻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狀況　。。

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狀況（1）

隨著文化自由市場的形成，出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第一批自由職業者——專以寫作為謀生方式的作家。到了２０年代，中國文化史出現一大景觀，就是形成並發展了“自由撰稿人”這個重要階層。他們的特點就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主要依靠“爬格子”的稿費、翻譯費、版稅和編輯費收入來保證生活。 五四運動的先鋒闖將們，如《新青年》的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等，無論左翼或右翼，他們大多是留學歸國的專家、學者、教授，都已經有穩固的社會公職，牢靠的中等階層收入，過著相當寬裕的經濟生活。他們並不需要再依靠額外的稿酬和版稅收入為生。所以他們辦的“同人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國》等，可以不計稿酬，不以贏利為目的。 ２０年代中期以後，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絕大部分是農村、鄉鎮）的文學青年湧現在上海、北京等文化中心，他們血氣方剛，帶著“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尚抱負，帶著獻身於新文化事業的滿腔熱情，幾乎從零開始，走上了艱苦卓絕的作家之路。 民辦出版社和自由撰稿人 １９２５年五卅運動爆發，大大提高了中國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者即文化人）的政治和經濟覺悟。８月２２日商務印書館職工會發表“總罷工宣言”，要求提高經濟待遇，進行了第一次大罷工。編譯所職員沈雁冰（當時為共產黨支部書記）、鄭振鐸、丁曉先等１２人擔任工會談判代表，館方由張元濟、王雲五等６人參加談判。中國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向商務印書館提出：館方如不接受職工會的合理條件，將號召全國學生停止使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以示抗議。 ８月２７日開學在即，館方接受職工會的條件，罷工勝利結束。 緊接著，９月１９日《現代評論》第二卷４１期上，刊登了署名“壯學”的文章《出版界的根本問題》，其中提出：“商務抽版稅的辦法，著者最多隻得一成五，其餘八成五歸他自己，這是剝削勞動者。”低價的稿費和版稅使得許多作者們難以維持生計，有的就不顧質量粗製濫造，有的被迫改行，於是造成圖書報刊的作品數量減少、質量下降。壯學認為，要促進文化繁榮，首先必須抵制出版商的剝削，提高稿費和版稅，“著作人既能得相當的酬報，然後才有人專門從事著述，著述的質和量都可以大以增進了。” １０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