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的大地主是要收地租的，每年還有農戶孝敬的一些雞鴨魚甚至還有鹿一類的珍禽。而在歐洲，在英國，南方農場主的土地用來種植棉花用於工業生產。華夏資本主義萌芽同歐洲最大的不同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土地被誰佔有兼併，而是土地上生產的東西為什麼而服務，土地生產為什麼服務就決定了土地上的人產生了什麼的制度。

清朝的商品經濟相對明朝，其發展速度更慢，覆蓋範圍的擴張速度更慢，形式更加散碎。

扼殺商品經濟的，主要是皇家的集權程度。中國曆朝歷代，皇家集權能力是逐朝代遞增的。而中央政府的社會資源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是遞增的趨勢。

即便不是滿族建立清，那麼漢人自己的朝代提高集權水平也同樣是大機率事件。

皇家集權之下，人的交流、遷徙、從事職業的事實自由更少，不利於商品經濟；皇家集權之下，商品交易的核心規則就不會是公平自願交易。因為如果公平自願，則會妨害皇上“辦大事”，在戎在祀那些所謂國之大事。皇家集權之下，地方大吏的封疆分割之權也約大，差異僅在於權力組合的差異和調整。中央、行省、州府、縣這四級政府，在權力分割的不斷調整下，其實對平民的限制越來越大，但支撐和服務的內容越來越少。

由此會造成地域市場的封閉性。跨地域的交易以及由此帶來的分工，也不會有更大的需求。皇家集權之下，對純消費的需求大，對生產投入嚴重不足。

所以在華國之前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多大比例是面向全民消費的。如果資本都沒有持續的增長，也就談不上發展資本主義了。

皇家集權之下，全社會會有多大空間支援生產型投資的提高？沒有資本積累的商品經濟，就不算是資本主義萌芽。

華夏曆史上，凡是皇家集權程度下降的時間段，商品經濟都會快速發展，如北宋晚期，南宋，明末，清末，官僚階層從商的普及性夠了，但是封建文化扼制了從皇家到士大夫的思路拓寬。

明朝和清朝的商品經濟一言以蔽之，僅僅只是官商而已。官商，以奢侈消費和中上層消費為主，配合各種金融經濟，這不算資本主義萌芽。

官家無法領導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他們的權力就能幫助他們獲得豐厚的收入，就可以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了，只有商人，跟工業結合起來，才能成為資本家。

華夏自秦朝廢封建、立郡縣以來，就是一個官家說了算的社會，封建貴族也能起點作用，但他們不能說了算。

所以，華夏一直都是官家社會，官家大一統，大一統容易扼殺各種歷史可能性，最重要的就包括扼殺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

華夏曆代都是農民社會，一個皇上，一群官吏，農民一盤散沙，抱不起團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思想一直佔據主導，統治階層只要大家都老老實實的做個良民，便滿足了。

農民資訊閉塞，一般都認賬。在這樣的基礎之上，資本主義是肯定發展不起來的。但是工商業發展起，老闆們見多識廣，又出得起錢，網路密佈，這時封建統治就能碰上對手了。

在西歐，星羅棋佈的一個個城鎮，一塊塊地盤彼此獨立，勢均力敵，忽然有一塊地盤上發生制度突變，成立了城市公社，或者商人掏錢建立聯防，維持內部治安，反抗外部侵略，並且成立一個董事會管理城市，管理軍隊，這時候，這塊地盤上誰說了算？資產階級說了算。

資本家們控制了暴力，建立了有利於自己的法規，於是資本主義誕生，封建主義消亡。

西方歷史上資本主義就是在封建主義和****地盤的暴力均衡的夾縫中出現的。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很像中國的****社會，屬於第三等級的商人，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推翻了國王和貴族，國民大會說了算，這是法國****消亡的途徑。

農民生活在裡甲制度的嚴格控制之下，他們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壓榨的收益很微薄，卻面臨著殺雞嚇猴的巨大風險。在這種個體反抗風險遠大於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湊合活下去，退縮忍讓通常是農戶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水平高，與外界交易的次數少、數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緊。因此小農對公正穩定的社會秩序的要求並不苛刻，也不願意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

小農經濟對貪官汙吏的耐受性很強，對帝國官僚制度的適應能力很高，直接結果便是支援了帝國的統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飼的家畜品種支援了粗放的牧養方式一樣，小農經濟也支援帝國粗放遲鈍的管理，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