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政時代（1803—1830），以式亭三馬、司馬江漢等為代表的化政町人又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

這些可說都反映了町人對幕府等級身份制的鮮明立場。

這種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不僅發展為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而且表現為鄙視甚至侮慢武士的行動。

《藤岡屋日記》記述了許多町人鄙視、侮慢武士的事件，有武士進店吃飯因計較飯菜量少而受譏笑的，有因買衣服要求減價而受侮慢的，有因聽到炮聲打顫而被町人嗤之以鼻的，還有因對町民無理施暴被打得半死的等等，說明“在町人中廣泛流行鄙視施政階級——武士的意識已成為幕末的一種時代特徵”。

町人這種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誠然是基於武士經濟的貧困化、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以及町人經濟、文化力量的增強產生的。

但其精神動力，無疑是來自於他們對等級身份制的反抗意識。

與這種輕蔑武士意識的擴充套件同步，幕末町人對幕藩統治的反抗鬥爭也不斷興起螅�薄�

町人反幕鬥爭，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武士町人化和農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階級的成分與初期相比已經有了較大變化，加之即便是原來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使町人階級內部產生了不同的階層。

因此，在諸如“打毀”、“改世”（日文寫作“世直”）等所謂“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統治的鬥爭中，由於當時不同的利益關係等緣故，富裕的上層町人與貧窮的下層町人的態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時上層町人還成為被下層町人“打毀”的物件。

日本的改革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萌總裁繞不開這一關，他必須要研究自己的對手！

上層與下層町人之間的矛盾，畢竟屬於町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他們在“佐幕”還是“尊王”這種大原則問題上的政治態度，並沒有根本的分歧。

也就是說，作為町人階級總的政治傾向，是支援所謂“王政復古”的“尊王”，而反對既有的幕府統治。

當然，總的政治目標一致未必就鬥爭形式相同，加之由於町人階級長期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而造成的參政意識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統治的鬥爭大多是圍繞自己切身利益展開的。

貧窮的下層町人主要透過“打毀”、“改世”等所謂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擊、動搖幕府的統治。

富裕的上層町人則主要透過經濟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動搖幕府統治和“以經濟支援者的身份”協助、支援“革命軍”倒幕。

幕末町人階級反抗幕府統治的鬥爭，在“天保改革”時就掀起了螅�薄�

天保十三年（1842）春町人寫的《阿房艱難經》中尖銳批判幕府的政治，各色賄賂，權門流行，諸家獻金，多多益善……

而町人與他町買賣，不得融通，困難重重，致使店鋪昨設今撤，到處搬遷難得定所，家婦不知如何是好。

表現了町人對幕府統治者**行為及其惡政的憤慨和批判。

然而對幕府統治直接造成有力打擊的，應該說是以下層町人和城市貧民為主體發動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

從整個江戶時代看，以下層町人和城市貧民為主體發動的“都市一揆”，比以農民為主體發動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

據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彥的統計，也有420餘次。

江戶時代中期後的“都市一揆”，可說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戶發生的“米騒動”打毀運動為肇始，到18世紀後半葉以後不斷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間（1830—1844）至幕末，更加頻發和激烈。

“都市一揆”爆發的直接契機，多為發生饑荒、米價飛漲，以及反對幕府或諸藩橫徵暴斂“御用金”之類強化苛捐雜稅等政策。

其表現形式，既有如大鹽平八郎（1793—1837）領導的大阪市民暴動，也有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發生的“一揆”那樣，要求藩主撤消“產物會所制”等財政規定，允許米穀買賣自由、降低稅收等內容的起義。

但是，大多數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當政者降低米價、救濟貧民、減輕課稅等出於經濟目的的自發性暴動，其“打毀”的物件也多是囤積大米的米店和經營“兩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毀”幕藩統治機構的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