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華皇認為德國的統一，絕對不是俾斯麥一個人的功勞。

“難怪我們處處學習德國的。”潔格格問道：“陛下，是嗎？”

“也沒有處處學，主要學的是俾斯麥柔和國內矛盾的手段，實際上，我們的體制要比俾斯麥的先進的多。1866年頒行的北德意志邦聯憲法演變成為1871年釋出的德意志帝國憲法。以這部憲法來看，新的德意志具備了一些民主特徵：最明顯的是帝國議會賦予年滿25歲的所有公民直接和平等的選舉權利。此外，選舉普遍沒有出現什麼舞弊欺詐現象，使全國議會的聲譽大大提高。儘管如此，立法議案能否透過還需得到由各邦代表組成的聯邦會議的同意，而這個聯邦會議又恰恰被普魯士牢牢地控制和影響。這樣一來，普魯士實際是對帝國議會和聯邦會議都能施加影響。普魯士國王以皇帝身份握有執行權，有權任命聯邦的宰相，而宰相只對皇帝負責，並完全為皇帝自行作出的決定服務。”萌總裁解釋道。

華皇喝了口水接著道：“按官方定義，宰相的職能類似一人內閣，負責管理國家的所有事務；而在實際操作時，下派數名國務卿作為非官方性質的各部大臣，分管財政、國防、外交等各領域。除了1872至73年這段時期以外，帝國宰相一直身兼普魯士王國首相之職。帝國議會有權透過、修訂或是否決法案，但無權起草法案（起草法案的權力留給帝國宰相）。對於普魯士以外的其他邦，大體允許保留軍隊，但較小邦的軍隊必須交由普魯士控制，而那些較大的邦雖說能夠保留自己的軍隊，但也須遵照普魯士的軍事準則進行大幅改革，以求在戰時能立即被聯邦政府徵用。只能說他們是侷限的統一，而做不到華國的上下一心。”

“嗯嗯，還是我們的制度先進。”潔格格樂滋滋的順著華皇的話說，也不太敢多說什麼，她對於華國的體制，其實始終是一知半解的狀態，要不是今天陛下興致上來了，跟她說這麼多，她還以為華國的體制跟德國一模一樣呢。

德國在20世紀遭遇的困境歸因於帝國形成期間政治、法理和經濟基礎的薄弱。普魯士的地主精英，容克地主貴族，依然在統一的國家中保有實質的政治地位。

他們力量的存在使得中產階級、佃農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兩次試圖革命突破的努力均告失敗。

華皇曾經讓人做過一次對大資產階級在帝國建設中的作用之研究，駁斥了先前認為的容克地主主導了政治和經濟的看法。

華皇認為漢薩同盟市商人階級的商貿往來和政府領導的工業大力發展，才是對第二帝國的進步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雖然容克貴族們確實控制了官場，但他們並不主宰社會、政治或經濟領域。

與東部的容克勢力相平衡（抗衡）的，是西部各邦的大資產階級（包括銀行家、商人、實業家和企業家），以及由公務員、教師、教授、醫生、律師和科學家等形成的愈加壯大的職業大軍。華皇一直在研究，從184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和1860年代的社會主義風潮中汲取有用的元素，進而挪用到如此保守的社會政體中去，俾斯麥到底是如何做到這些的。

華皇認為，俾斯麥個人的作用肯定是有，但是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主要還是德國本身的底子就不錯，主要還得歸功於德國的民族意識。

【1346　華皇抵達柏林】

早在路易十四頻繁入侵萊茵地區時，德法兩個民族已經出現了民族對抗情緒。

在後來的啟蒙時代，知識界信奉的世界主義，戰爭等事務被視為宮廷和大臣們的事務，法國的公共輿論甚至可以為普魯士的勝利叫好，因為後者代表了一種啟蒙理想。

真正的變革發生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很多人認為，這場衝突改變了歐洲人對戰爭的認識，戰爭上升為全面的民族整體戰。

不過，德國人的民族統一意識首先出現在文化領域，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德意志作為一個民族首先是文化的產物而非政治的產物，這是浪漫主義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果。

後來德國人也嘗試採取自發的、甚至某種革命的方式來實現統一，這就是1848年革命的嘗試，但普魯士的國王拒絕當時法蘭克福議會（德意志邦聯議會）送給他的皇冠，嘲笑說這是給奴隸的鐵項圈。

因為這種帶有民主主義色彩的統一方式意味著德意志皇帝的權力是民族代表們賦予的，從而否定普魯士的君主主義傳統。

19世紀的德國固然有非常強大的民族主義運動，但也有強大的民主主義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