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時思想管制較松，基本沒有文字獄的記錄。有人告發南宋遺民樑棟的詩句“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

樑棟被押往大都審訊，堅決不服，最後禮部官決定：“詩人吟詠情性，不可誣以謗訕。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將其無罪釋放。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節，江南鹽官縣學教諭黃謙之創作一副春聯：“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諷刺元朝公文的俗氣，被人告官，但處罰只是免職而已。

唯一一起文字獄疑案則是宋恭帝之死。

忽必烈封宋恭帝為瀛國公，封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封福王趙與芮平原郡公，把公主嫁給了恭帝；謝太后有病，下詔書明令優待宋室宗親，讓他們居住在大都。七年後，謝太后病死。

元朝天下初定，漢人反抗情緒嚴重，趙顯無疑成了這些人的精神領袖，忽必烈完全應該殺掉趙顯，以徹底斷絕後患，但忽必烈沒有對趙顯下毒手，而是給了他一大筆錢，給他找了個地方，送他去西藏薩迦寺出家了。

忽必烈想讓他在遠離內地的雪域高原終了一生，既使他不至於威脅新政權的存在，又能保全性命。

元代高僧釋念常所著《佛祖通載》記載：“宋主以王位來歸，學佛修行。帝大悅，命削髮為僧寶焉。”。

在此之後的漢文史籍就就沒有了瀛國公趙隰的記載，但在藏文材料中偶有恭帝的蹤跡。恭帝十九歲時到喇嘛廟裡出家，駐錫薩斯迦大寺，號木波講師。入吐蕃，學習梵書、西蕃字經。把漢藏佛經互譯比勘，校訂經書中的異文。

後來趙隰還擔任了薩迦大寺的住持，法號為“合尊”，成為當時吐蕃的佛學大師，四處講經，窮其一生潛心研究佛學。

他翻譯了《百法明門論》，以及佛理深奧的《因明入正理論》，在扉頁留下了題字，自稱為“大漢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寶”。

被藏族史學家列入翻譯大師的名單。

朱元璋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說“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裡，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

但現代學者陳學霖研究稱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誌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於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後。

在《大明御製皇陵碑》裡，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歷史。

朱棣全面繼承了他父親文字獄的暴政，殺了方孝孺後，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門人不得已，將方的詩文改名為《侯城集》，才得以行於後世。

永樂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樸家藏方孝孺詩文，被斬。

其他跟方孝孺有關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元史》的作者）詩集中有“送方生還寧海”，全部被刪節塗墨。還有練子寧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還有建文帝的殉難諸臣的詩文一律被禁止發行，一切有關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許露面，還鼓勵告密，如永樂九年，黃岩縣告發有人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下法司嚴懲。

浙江僉事韓邦奇因為看到宦官掠奪富陽茶魚，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當地的鎮守太監王堂認為誹謗聖上，下詔獄，罷黜為民。

河南巡撫胡贊宗因為寫迎駕詩中“穆王八駿”語為誹謗，被革職，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因為引用白居易、張永詩句“朝廷僱我做閒臣”“江南閒煞老尚書”，嘉靖帝大怒，將其革職。

嘉靖十六年，應天府試，考生答卷多譏諷時事，考官評語失書名。

嘉靖帝大怒，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罷黜為民，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

潔格格笑眯眯道：“聽陛下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呢。”

“有嗎？其實我也等於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有一條，不要不讓老百姓說話，法律和文學，是不相沖突的。不能公開黃，卻可以公開談政治，但是要在一個範圍內，這一點，跟黃一樣。”萌總裁笑道，“千萬不能搞文字獄。歡迎老百姓談問題，什麼都可以談嘛，我們要歡迎。”

【1179　保加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