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又添侮辱，當“帕奈號”的船員和乘客放棄燃燒的艦船逃生時，乘摩托艇的日本兵登上艦船，向最後一艘奮力划向岸邊的救生艇射擊。這次事件中3名美國人死亡、另外3名重傷。關於這一事件，就在英國和美國新聞界開始報道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時，傳到了西方。這兩個事件給美國的公眾輿論留下了日本軍隊侵略成性、殘忍、任意妄為的印象。他們攻擊了2個對日本在中國的行徑批判最猛烈的強國的軍艦。而且，這些事件還形成了對日本的新認識，即日本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安全。

第三部分：聖戰“帕奈號”事件

近衛和帝國海軍馬上道歉並支付了220萬美元，作為對他們稱之為“誤炸”擊沉的“帕奈號”的賠償。而裕仁對這次造成的損害，又一次沒有采取任何個人行動，儘管向羅斯福總統和喬治六世國王致電，表達一下他的遺憾之意並不是一件難事。很明顯，天皇和近衛內閣都沒有掌握日本剛剛在軍事和外交上這一失誤的整體情況。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沒有忘記、也不會原諒大屠殺和擊沉“帕奈號”事件。“洗劫”南京的訊息被廣泛傳播，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它已經成為一個象徵性的事件：透過這個多稜鏡，中國人看到了此後很長時間裡與日本的全面戰爭。 在飽受蕭條折磨的美國，關於大屠殺和擊沉“帕奈號”的報道很少有被安排在頭版。有關亞洲的報道瞬間提升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度，進一步刺激了一直都存在的反對日本、支援中國的情緒。自從19世紀後期，美國就傾向於不僅將中國看做一個待開拓的市場，還將其視做實現他們的理想主義和良好的對外關係的合適場所。羅斯福總統因拒絕批准制裁脆弱的日本經濟，受到聯合抵制銷售進口日貨的新運動的批判。此外，美國主張海軍擴張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當時處於第二屆任期卻仍然無法支配外交政策的羅斯福，派海軍作戰局長羅亞爾·Ｅ·英格索爾到倫敦參加海軍磋商，討論為抵抗日本在亞洲和太平洋的侵略，與英國合作共同對抗的可能性。

“帕奈號”事件一時間也引起了美國人對裕仁的注意。12月14日，《芝加哥每日新聞》以通欄標題《考慮與日本斷交》，警告除非“日本天皇”迅速答覆“羅斯福總統對道歉、賠償和保證不再發生類似攻擊事件的要求。”在“美國要求天皇承擔責任”的標題下是一幅畫，畫中身材矮小、戴著眼鏡，身穿軍服的裕仁騎在高大的白馬上。這家報紙暗示裕仁是一個擁有政治實權的天皇，因此應該對擊沉美國戰艦承擔責任。然而，像這樣現實主義的報道是極為少見的。

1938年，日本開展全民總動員以支援在中國的戰爭，此時，裕仁面臨著需要協調國家統治階層內部意見分歧的局面。照片為裕仁在東京代代木練兵場陸軍閱兵的情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傾向或是將日本看做磐石一塊的政治實體，或是將矛頭都對準“日本軍閥”、“軍國主義者”和“極端軍事主義者”。12月14日，《洛杉磯時報》就羅斯福關於“帕奈號事件”給天皇的照會發表了社論：

希望讀者們注意日本的武裝部隊處於天皇單獨控制之下這一事實，而不是一定要服從於內閣代表的日本政府當然，至於日本的高階指揮部實際上是服從於天皇，還是支配天皇，這是另外的問題。但是日本的機構中存在著一種雙重性，使得與日本政府的交涉很困難。

然而，《洛杉磯時報》對天皇的實際權力的問題未有定論。

根據這些大城市報紙的判斷，裕仁基本上不參與日本的政策決定過程。毫無例外地，他在美國人的頭腦中主要是作為一個沒有實權的“傀儡”而存在（如果他存在的話）。1937年以後，美國與日本關係逐漸惡化，但也沒有破壞這一固定的天皇形象。直到珍珠港事件為止，美國人對日本天皇的主要印象一直是一個不進行統治，只是君臨的君主——不參與政治決策；被政治決定所支撐；不影響顧問們的意見，總是並且無論如何都聽從他們的建議。這些假定既是錯誤的，同時也很頑固。受早期美國人對明治天皇固有的錯誤印象的強化，這些觀念在珍珠港事件後很長時期仍然存留著。在這個固定的“傀儡”形象的影響下，美國人對於裕仁，以及導致了太平洋戰爭的日本決策過程的認識一直偏離於現實基礎。

第三部分：聖戰八年抗戰

未經宣戰的對中國戰爭將持續8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搭建了舞臺，也為日本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並導致了日本最終的失敗。在這些年中，昭和天皇有多次機會可以考慮停火或者促使和平提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