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甲之士不戰而降，將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掌控。

所以劉琮才會以弱敵強，拼盡全力贏得了宛城之戰的勝利。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為了確保增強實力打擊敵人的臨時措施，漸漸成為了未來的新政主體。屯田、練兵，依仗各階層擴大賦稅來源，互為因果卻使得劉琮在南陽獲得了成功。這種成功固然離不開劉表的支援，帶有非常明顯的地方色彩，但逐漸讓劉琮意識到，荊州的未來也可以如此。

為何在南陽可以推行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經濟，而在荊州其他各郡便會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對，其進展直到現在都遠不如南陽？這與南陽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當時的動亂背景有關。

因董卓亂政之故，關中的三輔地區多年來兵禍連結，百姓不得不拋棄家園成為流民，其中很多人便就近到了南陽等地。遠一些的，則跑去了益州、揚州乃至交州。這其中南陽郡內的流民佔了很大一部分比例。

而在劉表入主荊州之前，荊州各郡也屢次遭受了戰亂之苦，有黃巾義軍也有袁術、孫堅，更多的是宗賊作亂。戰亂打破了原有的世家大族對於土地的壟斷，這也是為何劉表單騎入荊州，便能夠得到以蒯良、蒯越兄弟為首的荊州世家大族支援的主要原因。他們要恢復秩序，重新掌權，控制地方，就必須推出一個被各方認可的代表人物。而劉表出身於最大的世家——皇室，被他們選擇支援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大量流民的湧入，正好為劉琮突破現有體制另起爐灶提供了機會。

漢靈帝弄的西園八校尉為何會以失敗告終？

不僅僅因為其自身能力不足和世家大族的反彈，更重要的是，重建一支軍隊，需要有能服役的兵源，和支援起這支部隊的糧草物資，說白了要有足夠自耕農納稅服役，同時皇室能直接管理，但那時鄉野間的自耕農因為門閥的兼併，分割凌亂，負責稅收的州郡吏和軍隊的統兵將領也都是門閥的門生故吏，忠於門閥大過朝廷。拋開那些歷史的機緣巧合，人事紛爭不談，從根本上來看，就註定會成為失敗之舉。

因此在劉琮廣泛開展屯田以安置流民之後，他所獲得的就不僅僅是大量自耕農，也相應的使其成為南陽軍的主要兵源和糧草軍械的提供者。為了進一步加強這種控制，才有了戶籍的劃分，對勞動力的固化。從而使得劉琮能夠得到長期穩定的各種資源。

荊州軍的軍制也因此更加偏向於“王黨”中央集權，無論是劉琮的近衛軍明光騎，還是炮車營，輕騎營，水軍乃至到目前為止尚未為人所知的大殺器陌刀營，全都由最忠誠的將領或劉琮的宗親所統領，而稍外圍一些的軍隊，也多由張繡、文聘這樣與劉琮關係匪淺的將領掌控，至於蒯越所代表的荊州本地文士門閥，就只能把持文職，極少指染軍職。

自江東之戰後，劉琮更是進一步將軍紀上改“但賞功而不罰罪”為“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軍隊的向上流通通道，同時收部曲私兵的政策，則從根本上斷絕了世家大族擁兵自重甚至起而反叛的可能。

在吏治方面，劉琮施行的是和中下層精英的合流。王粲、杜襲、裴潛等人自不必說，如今荊州各郡縣官署中，已經有大量的來自於小型豪強甚至寒族的精英，充任各級官吏。

黃巾起義，天下大亂，但黃巾流民武裝只是起破壞作用，時局的走向還要看精英們的選擇，平民階層的精英這個時候分裂為兩部分。一部分加入了黃巾，成為流民武裝領袖。不少州郡的中下層官吏加入黃巾，就是因為這些寒門或者平民出身的精英深感自己在體制內已經走到頭，而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門閥子弟卻靠家世霸佔州郡的重要職位，成為他們的頂頭上司，所以毅然造反。

另一方面，黃巾流民武裝也打破了世族門閥對官場的壟斷，黃巾軍衝擊州郡殺掉了一批門閥出身的官僚，而時局緊張，那些僅靠家世居官者沒有能力處理這種局面，這就迫使門閥不得不接受寒門和平民中有才華的人，來接手他們的職位，以解決棘手的局面。

這種普遍的情形，使得寒門精英有了更多選擇，也即是不但君主可以選擇臣子，臣子也能夠選擇君主了。在這樣的大勢面前，劉琮必須敞開懷抱，甚至主動招攬，以獲得中下層階級的廣泛支援。在這一點上，劉琮甚至做的比曹操更加極端。

曹操“唯才是舉”而劉琮不但唯才是舉，還要大批次製造帶著自己標籤的人才。官學、軍學，以及世家大族看不上，寒門子弟卻趨之若鶩的各種技術型學校。

那麼如此一來，會不會遭到世家大族的反對和反抗？劉琮很清楚，這